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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道，即使還是相當小的時候，我心裡有兩種相反的感覺：生活的恐怖和生活的狂喜。”他們想在一個機械的時代顯示他們的個性；　使自己成為英雄。他們的審美觀如同他們的個人習性，意在挑戰中產階級的規矩。他們陶醉於公開扮演罪犯的角色。被控違反公共道德；　他們為此而興奮不已，因為惡名增加他們的知名度。像惡作劇的孩子；　他們讓自己處於一個反常的境地，政府指責他們為罪犯，而他們的崇拜者卻義憤填膺地宣稱說他們是無辜的。

雖然他們違犯中產階級的規矩，但他們也畏懼勞苦階級的生活。事實上，他們不斷攻擊人們尊重的事物和公共秩序，充分說明了有秩序社會的重要性。他們的反叛行為只不過是中產階級裝模作樣地表現他們的不滿。在日內瓦一個旅館的總檯，當查爾斯？諾狄耶加入到“來訪目的”為“來推翻你的共和國”的活動中時，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上述標語只不過相當於旅館花園中的“勿踩草坪”。查爾斯？奧古斯丁？聖－伯夫（1804—1869）參加決鬥，一手拿把手槍，一手拿把雨傘。1834年，維克多？雨果（1802—1885）有了情婦之後，對他夫人讓步，給她買了一份養老金。

這些法國作家們讓他們的生活成為公眾的關注點，意在打動朋友和令對手惱怒。1846年福樓拜承認說；　他的“本性”是“江湖郎中”。朱爾斯？瓦勒斯（1832—1885）　稱波德萊爾為“蹩腳演員”。這些有創造性的年輕法國人，無論他們的動機和成就，常常受到鄙視。他們真誠渴望增加他們的情感經歷，提高他們的審美意識。他們不怕受苦，他們極度看輕寧靜生活的價值。“沒有什麼比牡蠣般的生活更糟的東西了。”梅里美1843年懇切地說，“你有時談起寧靜的生活，羨慕不已，就像麻汁帶來的寧靜，給人一種超級滿足感，但與‘幾乎是痛苦’的無窮快樂相比，什麼都不是。”奧諾爾？德？巴爾扎克（1799—1850）　1846　年同樣解釋了他嘗試的原因，因為他想“在我自己身上研究這種非常特別的現象”。他效仿的是漢弗萊？戴維爵士（1778—1829）和布朗主義醫師托馬斯？貝多斯（1760—1808）的藥理學和心理學的自我實驗法。

最重要的是，這些放蕩不羈的法國文化人，正如諾第爾所說，是“被拿破崙剝奪了權利的自由孤兒”。從1789的大革命到1815的滑鐵盧之戰，這之間犧牲了大約一百萬法國人（一半不足28歲）。那些更年輕一些，倖存下來的知識青年，反對士兵的野蠻暴行和革命群眾的暴亂。他們在了不起的神話般的革命時期之後，獲得了想象力，需要創造他們個性化的神話。然而，19世紀20年代波旁王朝的復辟，意味著節制、節儉和愚弄。雖然奧爾良派1830年在一陣群眾熱潮中掌握了政權，但他們的改革衝動很快煙消雲散。到了1840年，法國又回到了中產階級的軌道之上。年輕的知識分子用激烈的內省取代了外部世界的暴力。他們摒棄單調和可憐的事實，取而代之的是無拘無束和富於挑戰精神的幻想。福樓拜這樣描述他年輕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抒情詩人、反叛者和上等人，首先我們是藝術家。”抒情詩人兼反叛者們把自我陶醉當成一種麻木自己的方式。像德？昆西和諾狄耶在19世紀初那樣，即使當他們感到麻木的時候，他們仍增強了他們審美和情感上的反應。尤金？蘇（1804—1857）在羅西尼的《偷東西的喜鵲》演出之前，給巴爾扎克一根香菸（據稱是雜湊什，或許微含鴉片），他的觀察力不再像正常人那樣。“音樂透過閃光的雲霧傳到我耳中，全無人類作品中的瑕疵。”樂隊似乎是“一個巨大的……無法理解的機械系統……因為所有我能辨認的是低音提琴的彎管、弓的跳躍、長號的金色曲線、單簧管的指孔，但是沒有樂師。只有一兩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