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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結構的觀點來看，性別角色的規範是依附整體社會經濟結構而存在。臺灣經濟發展需要的是能夠服從並且能夠接受低工資的勞動力，成長於傳統父權社會規範的個人所帶有的社會價值，的確有助於產生這樣的勞動力，尤其是女性。在以家庭、國家甚且國際市場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這樣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方式，不僅維繫了傳統的社會規範，也加強了婦女的從屬地位。由婦女外出工作是為了家庭整體利益和長遠福祉的發現來看，傳統的家庭意識的確規範了女性工作者的行為。王甫昌等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綜述——９0年代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二》；臺北：社會學研究所，1998。

40年代以後的臺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之同時，從政府到民間，從生產、商業到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服務，臺灣社會的組織形式也漸以“科層體制”的組織形式為主要潮流，而逐漸呈現出“組織的社會”的特徵。此類結構性的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以及組織與個人的關係，是社會學領域比較缺乏探討的。70年代後期開始越演越烈的反對運動，乃至今日民眾表現出的不同的政黨支援和異議性的政治意識，與結構位置等同重要的教育程度和族群通婚，都對個人參與反對運動，有著獨立而顯著的影響。臺灣民眾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和參與反對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影響著本省籍民眾政黨的支援，結構性機制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社會流動、婦女的勞動參與、民眾的政黨參與，有些機制透過代間傳承，不斷地複製。這包括對父母和養兒的態度、工作生活與家庭關係、音樂欣賞、消費行為以及生活作息等。瞿海源：《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基本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4�新社會文化的挑戰與威脅

在臺灣，常常日益有一種異國之感。隨著臺灣中產階層家庭的增加，整個年輕一代幾乎都在漢堡包、薯條、披薩、炸雞與熱狗中長大，加上愈來愈多頭髮染成金色或紅色、身上繫著許多金屬圈環的青少年；及夜生活Club及Pub的愈來愈盛，當然還包括好萊塢電影的爆滿，美式的娛樂訊息如唱片、NBA等的充斥；日常用語習慣性夾帶英語單字；到處都見得到的Starbucks咖啡使得臺北與紐約、臺北與東京之間，在空間上並不遙遠，生活也不陌生。對臺灣青年而言，這些幾乎就是“本地”的產品、一個廣泛的社會現象，包括消費文化、媒體文化及全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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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變遷下的臺灣中產階層（3）

雖然就歷史來看，哈日風、Kitty貓都是青少年文化的足跡與延伸，但我們不應忽視，諸如媒體所傳遞出的名人生活（打高爾夫、開雙B、吃鮑魚）、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出國旅遊與時尚、新聞討論節目炒作的政治賽馬（不斷追蹤、塑造對立意見支援度的消長）、街頭巷尾的藝人八卦、奧運、辣妺合唱團、新年狂歡的慶祝活動、飆歌飆舞又飆裝的場面等，都可說是現今的流行文化風潮。流行文化造就了當下的共同話題與感覺，牽動人們的所有激情，甚至組織了我們的時間感（離選舉還有多少天、又是一年一度的　××節……）。青少年的安室奈美惠、年輕人的BBS，還包括歐巴桑的“臺灣龍捲風”、中年人的“雍正王朝”、電臺Call　in的吳宗憲緋聞、政治狂的“2100全民開講”、上班族唱KTV、洗溫泉作SPA、老先生要威而鋼、老太太想拉皮……

但是，坦白說臺灣在文化層面上，只是一個“被全球化”的地區，而非真正的“全球化”。導演侯孝賢說：“基本上，臺灣只是一個戲院而已。”就文化品味、生活格調、精英文化或自我風格而言、臺灣都像極了廿四小時超市，貨架上看到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