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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的“當場釋放”，以示“寬嚴結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監獄去了。

法院的判決書，也就是“正式檔案”呢？我沒看見，至少是當時沒給我看，叫我無法上訴。我只是從法院幹部在臺上朗朗地宣讀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關單位給我平反時，從我的個人檔案中抽出來準備銷燬，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舊是薄薄的“雪蓮紙”，但比巴掌大，如現在B5列印紙那樣大小，油印的，長達好幾頁。辦理平反的幹部仔細看了後大吃一驚。他吃驚的是我的“坦白書”。原來，先前我聽了反動言論不彙報被揭發出來，農場生產隊書記責令我寫份坦白交待材料，我竟寫了份“萬言書”，坦白交待了我的真實思想。判決書上摘錄了坦白交待材料上的許多話。可是，讓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待的思想完全符合現實的發展，到1978年，形勢竟朝著我當年的思路來了。這裡我就不詳細敘述那時我想了些什麼，但其中這段話可以說一說。當時，生產隊書記特別要我交待為什麼我聽了反革命言論既不彙報，也沒有參加他們的“反革命集團”。我是這樣交待的：

“我認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大饑荒時，國內都沒有出現暴力的反黨活動，證明共產黨的領導已經非常穩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產黨內一定會有健康的力量出來改變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沒有受他們拉攏。”

我揣摩為什麼宣判那天沒有當眾宣讀我這部分“反動言論”。其實這部分才是“精華”，宣讀出來肯定會造成影響，臺下的聽眾會中我的“流毒”而對未來有所期望。可是，我說什麼“健康力量”，無形中就指當時黨的領導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給我輕判，我不能不承認當年“量刑準確”。

那位領導說“你怎麼能有今天？”，就因為我當年已經想到了會有今天。

不過，這份“坦白書”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罪證。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實的，來由如上。至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可算是虛的，是沒有“正式檔案”的。

三

（此處略去5000字，詳見原書）

……

“身份識別制度”另一個特點是封閉性，各個層次之間絕對不能流動，婆羅門永遠是婆羅門，剎帝利永遠是剎帝利，首陀羅永遠是首陀羅，“不可接觸的賤民”永遠是“不可接觸的賤民”。“身份”和姓氏一樣傳宗接代。所以我才在上面說“成分高”的後代怎麼都改造不好，怎麼都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你無論如何費盡心機都擠不進另一個等級中去。當我在勞改農場捧讀《資本論》，讀到這樣一段話時，我不禁激動萬分，在歎服馬克思觀察分析問題精確之餘，還使我認識到這套“身份識別制度”絕不能長久執行下去，是一套看起來設計嚴密其實非常愚蠢的制度。請看，馬克思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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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5）

“……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幹、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透過這種方式（指貸款，因其篇目為‘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收入。生息資本（續）’－引者注）也能成為資本家（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這是經濟辯護士們讚歎不已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不斷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這和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一樣，當時天主教會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來建立其教階制度，以此作為鞏固教會統治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