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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的扶持下，經過乾隆初年以後三四十年的發展，乾隆後期，學術界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活動進入了高潮。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涉及考據之領域，整個學術界人才輩出，碩果累累，一片繁榮景象。就經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將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經新注、新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幾百年來程朱理學對經學研究的壟斷；與此同時，不少學者為了探求儒家經典原義，或上探漢、晉經師舊說，或精研文字、音韻、訓詁。這些活動，不但使亡佚已久的漢代以來的解經文獻得到了一番普遍的發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小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就史學研究而言，除少數學者對一些舊史進行改修之外，絕大多數學者都集中精力，致力於歷代正史表志闕略部分的補修和對古代史實的考據。其中在補志活動中，有的學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補數種表志，有的是數位學者在不同地點共補一表一志，而各有千秋。經由這些學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闕表志大抵都有了一種或數種補修之作。至於考史，更是乾嘉學派學者學術活動的熱門，幾乎所有的學者都程度不同地參加過這一活動，其中有的學者專攻一史，有的學者兼及數史甚至通考全史。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三書之外，專考一代史實之書更是不勝列舉，散見於筆記、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更俯拾皆是。

與此同時，由於整理古典文獻活動的空前普及和發展，許多學者還專門致力於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方面的研究，並各有質量甚高的專書問世，因而，各種整理古典文獻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並各自發展成為專學而獨立於學術之林。所有這些，都是乾嘉學派對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朝廷扶持乾嘉學派以繁榮發展文化事業的活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雖然皇帝對乾嘉學派的扶持，對於當時學術研究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也需指出，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活動只是一種畸形的學術研究活動，其研究內容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和民生利病毫無關係，亦為時人所詬病。（7）

學界一直存在一種認識的偏差，以為清朝十八世紀的思想學術界，舍“考據學派”，其餘（包括“理學”）就無足道也。其原因之一，即在考據學接近於所謂現代科學方法，因而備受二十世紀學人的推崇。其實，“考據”只是讀書注書的一種方法，與儒家的主要目標“修齊”、“治平”皆存在一定的距離；就此而言，它只是一種“小學”而已。（8）其“研究方法”中更存在很多問題，還造成了“疑古”、“批古”的效果。

實際上，無論“理學”、“考據”，都屬於“經學”，都是從“經學”的視角說話。而“經學”雖為“儒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卻絕非等同於儒學，亦非儒學全部。自先秦以來，儒家所說“通經”，乃為“致用”，絕非僅為“通經”而“通經”，為“讀書”而“讀書”。《大學》曾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雖說“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治國”、“平天下”之上。這表現了他們對社會群體的關懷，也指明瞭人生努力的方向。（9）於此立定腳跟，由內而外，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意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正是清代“經世學派”的志向。（10）他們也正是在十八世紀，特別是乾隆初年有著上佳的表現（集中表現在其後成書的《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裡）。

不錯，出於一般知識分子對“考據”的推崇（甚至以為考據才是真學問），皇上本人也無例外地醉心於考據活動，這裡既有他個人的愛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於一些實際政治的考慮。如儒家經書需要考據功夫，來發掘它的真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