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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南巡擾民的問題，皇上在《知過論》中就已經承認：認為南巡無過，“實自欺也”。在《南巡記》中又告誡他的繼承人，對南巡之事要慎重，扈從官兵須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歡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後，則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4）

26．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獄的第二個高峰，出現在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在這短短的七年間，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多達五十幾起。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

此期文字獄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國雷厲風行開展的查辦禁書運動。查辦、銷燬某一種或幾種所謂禁書，從清初就時有發生，但開動整個國家機器，歷時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將一切舊刻新編的禁書搜繳銷燬淨盡，則是乾隆朝的獨創。而且，這一目的竟是大體實現了。

乾隆四十八年以後，文字獄顯著減少，五十五年查辦《奈何吟》一案，就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從四十四年前後文字獄巔峰到四十八年後文字獄劇減，其直接原因可能是違禁書籍業已搜剔殆盡，政策上已沒有利用文字獄來催迫人們呈繳禁書的必要了。以查辦禁書的重點地區之一浙江為例，乾隆三十九年以來，前後奏繳禁書二十四次，共計繳書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後一次奏繳後，三四年間再未呈繳過一部禁書。在呈繳禁書日漸減少的情況下，皇帝從四十七年開始有意糾正了幾起文字獄錯案，並藉此一再申明：“朕凡事不為已甚，豈於語言文字反過於推求，各省督撫尤當仰體朕意，將此通諭天下知之。”這無異於告訴大家，朝廷已無意再搞文字獄了。但偏偏還有個把督撫不能“仰體朕意”，所以五十年七月又透過查辦劉遇奇《慎餘堂集》案告誡各省督撫：江西巡撫舒常查辦此書，乃屬“辦理失當，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善於窺測意旨的督撫大員們感到風向已確實無誤地轉變了，查辦禁書的勁頭隨之鬆懈下來，文字獄也就大大減少了。

另一方面，乾隆朝末期文字獄逐漸減少以至絕跡，從根本上講，可能也是清朝統治效能的下降所致。嘉慶初年，留心前朝治亂興衰的洪亮吉指出，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個轉折點，說：“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權私矇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幾也。”這一年皇上已年逾八旬，雖然常誇耀自己“精神強固”，“辦事精勤”，實際上是奸佞和���ǎ�磯噯順浦��岸�實邸保�實圩芾咳�幀⑼吃φ�蔚哪芰σ呀穹俏舯取２榘臁賭魏我鰲芬話覆渙肆酥��雌木叻澩桃饢叮�被ㄋ平酢⒘一鶓胗偷那�∈⑹酪鹽蘅贍魏位�淙チ恕＃�5）

事情也可能不僅如此。從後世看來，清朝查禁違禁書籍還是很有效率的，以致我們今天幾乎看不到批評乾隆朝政治的文字。

乾隆朝文字獄·六（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五年）

乾隆四十九年（1874年）

浙江江山縣生員毛德聰赴縣首告在鄭濤家教書之吳文世造逆書《雲氏草》一部，其義蓋取“雲從龍”之意，內雲：“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長之令庶民且逆”；又有“駁柳子厚封建論”一篇雲：“自秦怯封建，建郡縣，以至於今，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聖賢皆用乎？”迨拘捉人犯來省研鞫，俱稱並無其書。諭令江山知縣王昭麟及典史姚承華俱革職。

乾隆五十年（1785年）

江西廬陵縣生員郭榜呈控該縣修纂志書，不應將順治年間進士劉遇奇入志，並將劉所作文集呈首。上諭：“朕將其書詳加披閱，其簽出之處如‘對明月而為良友，吸清風而為醉侯’，‘清風’、‘明月’乃詞人引用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