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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真是對思想史的一大誤判！所以我們必須轉變眼光，關注到這一個層面上來，從國家大政的方方面面來蒐集資料，透過對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實際行為”的挖掘研究，從而建立起“十八世紀經世之學”。

十八世紀“經世派”的活躍時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幾年時間。出於種種原因，其後它就漸歸消沉，甚至為“考據學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後，隨著一個政策“收斂”期的到來，“經世之學”雖沒有“無疾而終”，卻似乎是越來越“過氣”了。實際上，考據學的興起也有其內在理路，及社會自發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於政治打壓，也並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爭在朝，以道統爭治統”。（25）另一方面，種種學術的升降和風氣的變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於“經世之學”只是一種“有限的”知識探求，未必為大多數學子所關心，而“考據學”則可供社會上一般士人“把玩”，何況當時很多人已經以此為“職業”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據學派”隨之興起，蔚為風氣，到乾隆中葉達到其鼎盛時期。這與乾隆朝政府政策進入一個較為迷惘的“無策期”，或許也有一定關聯。

可惜的是，迨革命軍興，則一切可稱為清代“經世學”者，均失去其價值所在。有關遺產並未得以總結，特別是仍然“活著”而“有意義”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歷史中，是否存在現實可行的經濟發展道路？土地開墾曾經有何作用，今後是否依舊可靠？“賦役”應如何徵收？倉儲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當如何確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經世文編》（或類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問世，世人對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學術，恐怕都會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許，歷史上就總是這樣充滿了遺憾，讓後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無所作為？

訥親的悲劇

在我的新書《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儼然成了一出重頭戲，它並非從正面，而是側面，從官場文化的角度來講這個故事。其中一個要角不是別人，正是訥親，沒有他的失敗就襯不出傅恆的成功來。只是還有一點“意猶未盡”。

乾隆初年，皇帝身邊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來的元老重臣，如鄂爾泰、張廷玉等。此時滿洲親貴、公爵訥親，經皇上刻意栽培，成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員。所謂“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作為大學士、獨自承旨的首席軍機大臣，一時之間，訥親可謂位極人臣、權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為欽差大臣查閱河南、江蘇、安徽三省營伍，並驗看河工、海塘。當時即有人認為，是借閱視營伍及河工、海塘之名，為皇上首次南巡作實地考察。但訥親回來，所作報告如何，似乎就沒人提及了。

時人程穆衡《金川紀略》曰：

乾隆九年，訥親奉命由山東巡閱江南、江西營伍，各督撫提鎮款待過於乘輿。江南撫臣陳大受至啟聖祖南巡諸離宮，修飾奉之。遊宴所至之處，綺繡地衣，綵棚香燈，動接百里。廣羅珍器古玩，自通衢陳設至於館舍，過後從奴收卷一空。進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餘扛，宰殺每物動以千計。傾國聚觀，田舍皆空。

父老或釋耒而嘆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儕幸未死，觀此人作何結局！”

《清史稿·訥親傳》所言：“訥親勤敏當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無疑問了。而更難面對的是權力的誘惑，《稿傳》接著說，“然以早貴，意氣驕溢，治事務刻深”，說的恐怕就是這方面的情況。

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報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敗績，皇帝這才提起訥親的諸多不是之處，

（赴金川途中）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