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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正面看法，是“人口眾多”對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正面貢獻。

所以我說：如果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崛起，所依賴的既不是“經典資本主義”，也不是“典型社會主義”，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來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貫之。（3）

而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以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正是中國歷史裡特別重要的一段。如果我們不再“隔裂歷史”，就會發現，這幾百年是“連著”的，從十八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4）終於顯現出了一定的成果（儘管仍存在許多許多問題，如果不想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就真是“吃祖宗飯”的“不肖子孫”了）。

在2007年年底，“金融風暴”到來之前，有哪一位不說中國經濟已經“崛起”？儘管它還存在很多問題，很多也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來，但那些“結構性”的“制度性”的問題，不管它“糾正”與否，都與一件事並不矛盾，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基本上依賴的是密集而眾多的人口，——這一點有誰能夠否認呢？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農產品供給充足，從糧食到其他農副產品，“供過於求”，價格低廉；同時，還有大約一億多勞動力進入工業領域，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以致有“世界工廠”之稱。

這難道不是眾多人口的偉大貢獻，否則哪裡來那麼眾多的勞動力（農民工）？沒有那些勞動力，這些又怎麼可能產生？對於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有些人專門“倒黴看反面”，還有人竟然嫌中國人口太多了，以為少幾個億才好（可見“虛妄史觀”由來有漸）。

今天太有必要把這些事兒說說清楚了。

這裡還有一個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在中國的糧食供給上，現在並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用茅於軾先生的話來說）。這就足以打破任何傳統的人口理論了。

作者繼續寫道，易富賢在他的著作中旗幟鮮明的提出：人口的持續發展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而計劃生育，則是“民族自殺政策”。

他尖銳的批評“嚴格的一胎化政策”，認為它是“反人性”“反倫理”的。易言之，其要害則是“對人持一種敵視的態度”。

實際上，這樣的問題幾百年前就存在了。如李中清和王豐曾經提出：與馬爾薩斯所說不同，很久以來，中國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體系，使之能夠高度理智地根據其社會經濟條件來調整人口行為：他們掌握了傳統的避孕和流產技術；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歐洲要低得多。（5）遺憾的是，在他們的書中並沒有舉出中國人是如何避孕和流產的例證。為此，同屬加州學派的李伯重在一項專門研究中提出，歷史上節育知識在江浙一帶民間已非常普及，（6）可惜的是，他的研究不免偏重於“流產”（墮胎）等“殺生性”的技術手段，對於如何“避孕”則重視不夠。而這，恐怕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很值得深入調查，既然它曾在那樣一個廣泛的地區實行。（7）

還有一點是人們認識不夠的，即以康熙皇帝為代表的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是樂見於，而不是限制人口的增長（這難道是一種罪過），並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的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其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並沒有逸出這個主流之外，中國比較接近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家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汪士鐸（8））。據說到十九世紀，以發展經濟為主導解決政治問題的思想，才興起於的西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