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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的特定時間和環境說，此時的郭沫若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處在生活工作相當“清閒”、思想精神卻十分矛盾苦惱的狀態。他對這一次的“大革命”（何況這“大革命”之前還冠以“文化”二字）不甚“理解”，卻又頗想投入“革命”，進行“革命”，以一個“文人”之身，他除了選擇著述又還能作其他什麼工作呢？

再具體一點講，有人說毛澤東曾對郭沫若談起過自己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而不甚喜歡杜甫。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澤東本人是位大詩人，他對我國古代一些詩人有繼承，有偏愛，完全可以理解。這從他自己的詩作中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同時，他作為詩人，對於同樣是詩人的郭沫若有時會談起詩學詩藝，也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郭沫若自己也從小就喜愛李白，受李白的影響很大，很深。對於杜甫，他也從小就受其影響。但因為個性情趣的差別，再加上與對歷史和社會生活理解的深度有關，他對老杜的感受不及對李白的深切，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所以他在談及自己的童年時代所受的詩教時就說：“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這其實也是可以允許和可以理解的事。而要決定寫作《李白與杜甫》時，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極不正常的年代，當時據傳李白被認作“法家”詩人，杜甫則被劃為“儒家”詩人，郭沫若不免為時風所動，既然想有所表現，也就自然要選擇這個大題目，並且不能不考慮當時的流行見解了。

這，大概就是郭沫若為什麼要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大的、中的和具體的動因了。從這些動因可以看出，他寫這部學術著作，既不是和毛澤東有什麼直接關係，也不是和毛澤東絕無關係。

郭沫若在寫作《李白與杜甫》這部著作時，是力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努力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從多角度對李杜二人進行評價的。

《李白與杜甫》全書分為兩個部分：（一）關於李白；（二）關於杜甫。從兩大部分的標題及所設節目看，作者無論是對於李白或是杜甫，都是擇取一些自認為是一些重要而又感興趣的問題來進行論述，並不是對這兩個大詩人全面系統的論定。當然，透過對這一些問題的論述，可以看出作者對待李白、杜甫二位詩人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們各自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過，似也不能說就此便是作者對兩位古代詩人的總評價總判斷。

毫無疑問，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對李白的評價是比較高的。他毫不掩飾自己對李白的喜愛。

過去人們對李白的認識，即便是對李白比較偏好，也多是把李白看作是風流“詩仙”，生活裡充滿著“金錢”、“醇酒”和“美女”，有意無意地對李白加以非難。郭沫若似乎較能懂得李白，較能理解李白。他在這本書裡幾乎用了關於李白的一半篇幅專門分析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及參與政治活動的失敗。如對於李白所作《永王東巡歌》，作者從第一首至第十一首都作了詳細的分析，最後得出結論說：

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於李璘（永王）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對於肅宗李亨的先安內而後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由此來說明，李白不但有相當的政治頭腦，而且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什麼“仙”，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僅有得意，有成功，也有失敗和挫折，這一些，都離不開他所處的社會；他個人的命運也是緊緊地和社會連在一起的。

不僅如此，郭沫若還透過對李白大量的詩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位極有自己個性的詩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