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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蘭亭序》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他指出該帖是別人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他並且不嫌繁瑣地把《臨河序》和《蘭亭序》詳細排列對照，指出《蘭亭序》中從“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凡167字，皆為《臨河序》所沒有，“實在是大有問題。”為什麼？因為當時大家是在遊春，都是“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而《蘭亭序》的後半部分文字，興感無端，實在“悲得太沒有道理。”且後段文字充滿反老莊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崇尚老莊的思想感情。因為從王羲之的思想性格來說，他是“倔強自負”的，決不會如《蘭亭序》中所謂會“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經過一番考證，郭沫若認為《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南朝陳代永興寺僧人、著名書法家智永所依託。智永名法極，人稱“永禪師”，系王羲之七世孫。他臨書三十載，能兼諸體，尤善草書，隋煬帝曾稱讚他的書法“得右軍之肉”，《蘭亭序》中“修短隨化，終期於盡”這樣的語句，很合乎智永這樣一位“禪師”的語氣，且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

因此，郭沫若肯定地說：“請看世傳墨池堂祖本智永所書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後有‘智永’的題名，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系。”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書法家及書法史家）的贊同，但也有人提出異議。

南京市文史館館員高二適就不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堅持認為《蘭亭序》帖為王羲之真跡，並撰文《〈蘭亭〉的真偽駁議》要與郭沫若辯論。

也許是高二適怕國內報刊因他是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而不肯登載他的文章，也許是他比較相信和他同一見解的老一輩文史專家章士釗，總之是他沒有把文稿直接投寄一般報刊，而是於7月14日把文章寄給了章士釗。並附信雲：“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評鑑，得以公表，亦當今至要之圖也（個人報國之忱在此）。”他的意思是：此事關係較為重大，最好是請章先生能轉呈毛澤東主席一閱，或是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支援，或是得到毛澤東主席的鼓勵，對於自己就是大幸了。因為他知道毛澤東主席對於書法不但愛好，而且也是很有研究的。

章士釗老先生還真是古道熱腸，當然更主要恐怕也是他本人就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而對高二適的意見十分支援，就在他收到高二適文稿和信的次日（7月16日），即將高二適的文稿和信轉送到毛澤東主席處，並附長信一封，在介紹了高二適的簡況後寫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抗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言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鑑，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

毛澤東看了章士釗的信並高二適的文稿，覺得頗有意思。他本人原就工於書法，也是一位懂書法的行家，對王羲之的字帖也一向十分喜歡。1959年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後，時間相對充裕些，聽說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真跡，曾特地借來一個月時間，每日抽空揣研臨摹。他認真地讀了高二適的文章，即於7月18日覆信章士釗，信中對高二適文章有些看法不盡同意，但認為可以爭鳴，同意讓高二適的文章刊出。信中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