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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便不難理解了。畢竟焚書坑儒不是秦始皇的特權。

有朋自遠方來（3）

孔孟和老莊是纏繞在一起的繩，之所以能夠擰在一起，與他們都屬於反體制的本性分不開。“反體制”是他們的共同特徵。墨子的博愛主義也好，楊子強韌的個人主義也罷，或許都以不同形式，多少融入了“儒”中。尤其在反體制這一立場上，墨、楊兩家的思想尤甚。

相傳，楊子姓楊名朱，莊子的姓名為莊周。兩者讀音有相似之處，因此有人猜測楊朱、莊周實為一人。

在百花齊放的諸子百家時代，思想家們都在思索應該如何改革的問題，站在對立面的為政者對此極其反感，不願施行改革。然而時代發展到了轉折點，就必須選擇改革的道路。諸子百家的思想雖然被體制接納，例如儒學發展為體制化，墨學曾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讓步、妥協，甚至不得不摒棄部分思想。

在近代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對儒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痛斥儒教在漢代時便賣身於體制，具有極度的保守性。五四時期的反儒活動中，曾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誠然，儒教的保守性阻礙了近代化的程序。

19世紀末，遭受甲午中日戰爭戰敗打擊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這些改革主要是以俄國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為參考，來施行革新運動。領軍人物便是康有為（1858—1927）。他們的革新運動在保守派壓制下，以失敗而告終。1898年，史稱“戊戌變法”及“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失敗後，有人曾被逮捕，甚至被處以死刑。康有為幾經周折終於逃脫，經由香港亡命日本。

經過這次轟轟烈烈的改革，領軍人物康有為在流亡後變得極其保守，甚至淪為“保皇派”，因此備受譴責。然而作為學者，他卻是一流的大家。其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發表於戊戌變法的前一年（1897）。

《論語》中有一句孔子的名言

——述而不作。

這是《述而》一篇的開篇之句，也是該篇篇名。意思是說，孔子他本人只是傳授了別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創作的，即只是祖述者並非創作者。該言論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孔子的謙遜之詞。

然而，康有為認為孔子不僅僅是祖述者。孔子將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為理想社會的規範，即禮樂，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創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這麼說，於是世人便信以為真。康有為將這種言論完全推翻，他認為，孔子理想中的禮樂，實際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過是假借周公之名罷了。

孔子生活的時代距離理想社會過於遙遠，而將來或許會比較接近理想。孔子雖然為未來作出了設計，卻假託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說，孔子為了實現改變現狀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權威。孔子真正的目的是改革——改變制度。《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來。這樣一來，儒之先師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為儒生，也應該學習先師，不能“述而不作”。嘗試政治革新的康有為便做了孔子忠實的學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說法，與儒家的文獻記載中有多處相牴觸的部分。

康有為便寫了另一部《新學偽經考》。所謂“新學”並非指新的學問，“新”是篡奪前漢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為了將其篡奪政權的行為正當化，便使人偽作了許多經書。偽作者為劉歆。根據康有為的著作可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獻不可全信。這種做法並非康有為的獨創。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對此有過論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為將儒教作了一番裝扮——儒，即孔子，並非阻礙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響近代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