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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打工的理由是我們的成長背景不同。我們是南方人。”那張票她沒有給哈維。“我去出席了，就坐在丹尼爾旁邊，感覺舒服極了。”

在3月的學院獎頒獎典禮上哈維是沒有挨著劉易斯坐在前排，但是，最後他收穫頗豐，完全可以告慰這點失落。戴�劉易斯獲最佳男主角獎，布蘭達·弗裡奇（Brenda　Fricher）獲最佳女配角獎，《天堂電影院》獲最佳外語片獎，米拉麥克斯拿到三個奧斯卡獎。這些獎項提升了影片在國外和未來的輔助性市場的價值，也因此樹起口碑，使哈維有資本對他的演員們承諾獲得奧斯卡獎，同時也有助於他買到更多影片。《我的左腳》退出院線時總收入已經達到億美元。1989年的確是米拉麥克斯的豐收之年。正如鮑勃所說：“從1989年開始，我們時來運轉了。”

溫氏兄弟乘著《醜聞》、《性、謊言和錄影帶》、《我的左腳》和《天堂電影院》的春風進入1990年代。到2月份的時候，《天堂電影院》已經全面鋪開。米拉麥克斯負責購片的前主管馬克·塔斯克回憶道：“這是一次實驗，鮑勃曾經說：‘幹嗎要像發行藝術片那樣發行這部影片呢？我們完全可以像型別片那樣發行啊？我們幹嗎不做電視廣告，把影片放映上500場、700場呢。’他們硬是把這部影片打進從來不曾放映配字幕影片的影院。”

溫氏兄弟在挑選外國電影方面極具天賦，他們不僅能把這些影片做得很好，連米麗婭姆和她的朋友都會掏錢（雖然她經常陪兄弟倆觀摩影片）去看。正如幾年以後有機會與哈維合作的貝爾納多·貝託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指出的：“義大利影片非常非常傷感。哈維本性粗獷，他看電影的時候，巴不得能走到鏡子前說：‘瞧，流淚了！’”

溫氏兄弟安排公映的影片既有很感傷的又有很大膽的。他們的宗旨是拿到任何一部可能會引起爭議的影片，無論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爭議，比如彼得·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的《廚師、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在多倫多電影節放映期間，有一半觀眾中途離席而去。最重要的是影片不能枯燥。這部暴力加色情，再佐以批判撒切爾主義的黑色幽默影片自然毫不枯燥。哈維要求格林納威壓縮影片長度，給了他27頁的修改要點。格林納威正想忽略這些意見時，哈維打來電話說，他不喜歡艾略特·斯泰因的文章，該文認為導演完全沒有必要再剪短影片。這部影片票房收入不俗，高達770萬美元，而米拉麥克斯買下時只花了萬美元，影片製成錄影後又賺了一筆。

按照格林納威的荷蘭籍製片人基斯·卡桑德爾（Kees　Kasander）的說法，哈維預付了一部分款項和收入，但是他和導演從來沒有見過一分收入提成。經過審計後，卡桑德爾說：“他欠我們至少100萬美元。但是要搞到那筆錢的代價將更大。這成為我們公司的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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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事業1990—1992（7）

哈維說：“這部影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還沒有到賺大錢的地步。他們沒有參與收入分成，因為他們沒有進行跟蹤記錄。卡桑德爾請了一個頂級會計公司，但一直沒有給我們提供審計報告。這明顯意味著審計沒有澄清任何別有用心的說法。卡德桑爾證實我們欠他100萬美元，明知這筆錢屬於他卻自願放棄？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米拉麥克斯在自身一系列成功的支撐下，它那位於第48大街的辦公室的熱鬧程度逐漸堪與上下班高峰時段的地鐵媲美了。1990年2月，米拉麥克斯搬到西側羅伯特·德·尼羅工作室的旁邊，在格林尼治和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