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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地方政府‖

差不多六年前，國際知名投行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把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四個國家的英文首字母放在了一起，生造了一個詞彙“BRICs”，它的發音與英文“磚塊”（Brick）類似。現如今，關於“金磚四國”（BRICs）的話題在世界範圍內都炙手可熱。“金磚四國”包括了世界上正在謀求崛起的四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大國不同於小國，大有大的好處，大也有大的難處——大國需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發展經濟學泰斗張培剛教授在《新發展經濟學》一書中把大國發展的難題歸為以下五方面：　第一，歷史遺產和文化傳統的重大影響；第二，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第三，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第四，農業落後與工業協調發展的矛盾；第五，內源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

我們還可以為“金磚四國”找出很多共同點，但不太被人注意到的一點就是它們都實行了分權治理模式。“分而治之”幾乎成了所有大國發展的必然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說，大國發展道路的一個特徵就在於，必須架構一個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證地方政府發揮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實際上，正是地方政府行為取向是大國經濟增長績效差異的根由，並將中國和俄羅斯、印度的分權區分開來。在一次印度之行後，北京大學的姚洋教授近日在《南方週末》上連載發表了《印度隨想》，深感印度分權體制中的“泛政治化”、拉取選票和複雜的民主過程耗費了公共部門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幸運的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卻有著罕見的興趣。中國近30年的經濟增長雖然起源於中央政府根本理念的轉變（倡導改革開放），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成功地幫助地方政府完成了向增長型政府的轉變。近10年研究文獻的共識是，中國作為財政聯邦主義國家的事實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力。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反對甚至取消市場、過度管制的立場非常堅定，並持續很長時間，那麼，是什麼讓中國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得以轉變的呢？而又是什麼使得這一轉變得可以置信呢？

中國的策略就是分權，把經濟決策權下放給企業，下放給農民，也下放給地方。然而，分權並不必然帶來增長。同樣依賴分權治理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績效可以極為迥異：　有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如瑞士和美國），而有的則是較窮的國家（如阿根廷和巴西）；中國由此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而類似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則增長乏力。這意味著，需要對中國的分權訴以更為細緻的分析。

當心政府的企業家精神（2）

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為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的中國式分權架構：　有效的財政激勵讓地方政府可以從更快的經濟增長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實，而基於政績考核的政治激勵又鞭策著地方政府官員不能裹足不前，與此同時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外資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於為本地區的現有利益服務。這些因素共同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關心經濟增長，以及為何如此主動地向增長型而不是尋租型的政府轉變。

具體來說，經濟分權意味著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向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激勵。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中國農村和農民在20世紀80年代的激勵問題的話，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的激勵則是和對地方政府的放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