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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每一個經濟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都不是魯賓遜，其經濟行為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個體理性的集合往往對應著集體非理性。納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論就像開啟了一扇窗戶，透過它，糾葛複雜的經濟世界變得更加清晰起來，諸多經濟現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層的解釋。

對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這個足以引發無盡思索的經濟現象，如果我們從納什提供的互動分析視角去解讀，則別有一番深意。

從1982年到2013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務院機構多次瘦身，從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機構個數不斷有序減少。十八大報告中則進一步強調，要繼續“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縱向回顧來看，機構數量與政府效率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潛在的負向相關關係。橫向比較也對這種微妙關係提供了另一種支撐，與大部分內閣機構動輒超過20、甚至30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效率相對較高的主要發達國家一般只有20個以下的內閣機構，比如美國是15個，日本則是12個。

如何解釋這種“減法改進”的有趣效應呢？為了回答這個看似簡單膚淺、實則複雜深奧的數字問題，我們先將問題放得再大一點，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這裡我們簡單地從經濟學視角把政府看作宏觀政策的“供給者”，如果其供給是有效的，即宏觀政策能夠實現其既定政策目標，那麼政府這個“供給者”的作用就是顯著的。

必須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宏觀政策並非單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組合，即政策搭配。對於單一政策有效性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畢竟這是一個歷史悠久、引人入勝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其中曾經產生過名聲斐然的“鹹水與淡水”之爭。但對於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沒有吸引過太多的主流研究的興趣，實際上兩者概念大相徑庭，相比“單對單”的單一政策有效性，“多對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個更加“全域性性”的強勢概念，強調的是政策供給者對政策目標的整體控制力。

雖然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也就是說政府調控理論上有可能成為“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有效補充”，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調控就一定能夠實現效率的帕累託改進。拋去政策調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給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夠生產出有效的政策搭配。為什麼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許壓根就沒有這樣一個能夠實現效率改進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沒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給者也只能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那麼現在，我們的思考進入了真正的核心環節，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麼政府開發、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對經濟變數施加直接或間接影響就有理論依據，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麼政府進行政策搭配將由於無法達到政策目標而變得師出無名，在後一種情況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於其“經濟外生擾動”的性質而失去“凱恩斯革命”以來的存在必要。事實上，存在性問題（existence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經濟學研究傳統從來都將其作為科學性基礎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於經濟學史海，就能輕易發現“存在性”的核心意義。自瓦爾拉斯1874年第一次於《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中系統描述斯密《國富論》裡“看不見的手”理論以來，阿羅和德布魯等人於20世紀中葉之後運用拓撲學中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證明，才讓整個微觀經濟學得以建立在一個較為完整和牢固的基礎之上。而納什運用拓撲學對“納什均衡存在性”的證明也讓博弈論在科學、系統發展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納什及其他經濟學大師們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援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論證，他們的理論都將是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