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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對自我奴性的正視與清醒也許是更為重要的：這才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反叛。詩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發出這樣的警示：“別讓那‘組織性’掩蓋了/你的盲目，虛偽和不正，/別讓它隱藏了對權力的畏懼/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執行組織的決議時/也要保持你說話的權利。”

這裡，幾乎是一針見血地點破了五十年代中國的時代病症，新的國民劣根性與知識分子的痼疾；但正因為它過於尖銳，為當時的大多數人（包括知識分子）所不能接受，詩人因此而罹難，整個民族也為拒絕忠告而付出了代價。可以看出，《是時候了》與《我們的歌》的詩論戰，發展到這裡，已經是相當深入了。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8）

杜嘉真還寫了一首《致勇士》，對《是時候了》裡所發出的“鞭笞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的號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個“黑暗裡/做一個勇士——容易；/光明裡/做一個勇士——難”的命題。詩人這樣寫道：“在光明裡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樣的/衣衫；/有的握著/黨的權杖/窒息著/人性；有的高舉著/人道主義的大旗/反黨/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堅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當作光明。”

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的提醒：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看似光明，實為黑暗”與“看似黑暗，實為光明”的混雜現象，如何識別“真假（光明與黑暗）”，這正是時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個新的課題。在詩的結尾，詩人對這些新時代的“勇士”的命運作了這樣的預言——

我相信

黑暗

會永遠存在，

像大地上

永遠

會有塵埃。

我相信

勇士

會在鬥爭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將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會被歷史

湮沒，

但勇士會用

生命

鞭笞著社會

前進。杜嘉真的這幾首詩：《是時候了》、《組織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入《右派言論彙集》。

或許這正是對1957年燕園發生的這場由《是時候了》引發的用詩的形式展開的思想交鋒的最好總結。《是時候了》與《致勇士》這兩首政治抒情詩，也許因此而獲得了某種史的意義和價值。

（三）　《廣場》：推動“社會主義文藝復興”和

“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6月6日，校園裡的一張大字報，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大字報標題是：“救救孩子，《廣場》在難產中！”同時公佈了《廣場》第1期的要目、《發刊詞》及一篇題為《北大民主運動紀事》的文章，並徵求預訂與捐款。全校的目光頓時集中在這個自稱“難產”的刊物上，並立刻因對《廣場》及其所顯示的傾向的不同看法和態度，而引起激烈的論爭：贊成或同情，還是反對，幾乎成了每一個北大人都不能迴避的選擇；而且在兩天以後即開始的“反右運動”中，當時的不同表態，就幾乎決定了每一個人此後的命運。一個學生刊物竟然與上萬的北大人的命運發生如此密切的關係，這確實是一個罕見的文化現象，卻真實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質。

人們自然要問：《廣場》——這是怎樣的一個刊物？它是由誰創辦的？它的宗旨是什麼？它為什麼會“難產”，這又預示著怎樣的命運？

《廣場》的發起人是這樣為自己的刊物定位與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