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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研究者注意到了1925年胡適與魯迅的不同走向——

2月1日，胡適參加段祺瑞政府組織的“善後會議”。

2月13日，北京各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來函，請胡適任國民會議組織法研究委員。

3月，被聘為“中英（退還）庚（子賠）款顧問委員會”中國委員。

4月中旬，沿太平洋各國在夏威夷舉行國民會議，胡適被推為代表。參看孫鬱：《魯迅與胡適》，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54。

年初，魯迅因寫了《咬文嚼字》（1月）、《青年必讀書》（2月）遭到圍攻，魯迅說他“碰了兩個大釘子”，“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卷3，頁4。，被橫加“賣國”的罪名。《聊答“……”》，《魯迅全集》卷7，頁258。

8月14日，因支援女師大學生，被段琪瑞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免除###僉事職。

9月1日至次年1月，因氣憤和勞累過度，喝酒太多、抽菸太多、睡覺太少，致使肺病復發，前後計四月餘。《魯迅年譜》（增訂本）卷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73、181，頁232—233，頁242。

當胡適日漸接近於權力中心，不免有幾分春風得意時，魯迅卻被免職，並陷入身心交瘁之中：這或許是有某種象徵意義的。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1）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

——重讀《北大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彙集》

北大百週年校慶慶典活動的帷幕已經落下，喧囂過去，一切歸於平靜。

這正是反思的時機。——或許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我特別喜歡“……以後”這樣的命題：此刻想做的，正是“慶典以後”的反思。

這些日子，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北大；也寫了許多——關於北大。但憑著我的直感，我們彷彿又無意地遺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遺忘了不少——同樣是關於北大。我想起了剛收到的一位老同學的來信，說到校慶那天，“懷了不少舊，但似乎都侷限在‘反右’以前，這也難怪，後面的事不好說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們這些老校友的北大記憶裡，原是深藏著那一段或難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說”的歷史，誰願意輕易攪動——“避重就輕”本也是人之常情……如果這僅僅是個人的記憶，不好說就不說，這倒也罷，生活中類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這是一所學校，以至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記憶呢？——我翻遍為北大百年所寫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各類圖書，竟然發現：關於1957年的這一段，在北大的歷史敘述（記憶）中已經消失，變成一片空白，彷彿什麼也不曾發生，不留半點痕跡（！）；僅有的一本卻仍然把這段歷史描繪成一小撮“右派”學生在“誣衊”、“攻擊”……讓人彷彿又回到了當年……

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無論遺忘或堅持，都令人恐怖！

我於是想起了那一本書——那是“大批判”時，校方發給每一個學生，作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論彙集》；當時我有個收集資料的習慣，朦朧中彷彿意識到這或許將是一個歷史檔案，就把它小心地儲存了下來（可見我大概從頭就是一個“謬種”），“文革”後期退還抄家材料，它又奇蹟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卻不料在向周圍的年輕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誰沒收而後悔莫及——連一本書的命運也會有這般的曲折……

於是我又四處打聽，尋問，終於透過某個途徑找到了，而且還有好幾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及待地開啟了書……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

論北大

我首先要尋找的，是因為聚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