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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老羅不這麼認為，他從表情上就否定了這次高惋的決定，老羅說：“說白了就是養豬哈？”

高惋說：“基本上吧，其他的事我都解決了。”

老羅說：“你怎麼可以叫一個文學工作者去和你一起去養豬呢，這是對文學恥辱。”

我說：“文學工作者也需要吃豬肉的。”

老羅喝了口酒說：“象我們這些人有精神食糧就夠了。”

聽老羅這句話後，我真想給老羅買一本書，最好是辭海，聖經之類的書給他吃去，在一腳給他踹門去，等他吃飽了在回來。

我說：“毛主席說了，精神、物質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即使搞文學的也要聽毛主席的教會，象你這樣的只抓精神的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高惋說：“對的，兩手都要抓。”

老羅一聽似乎覺的很有道理，便當應了。變化速度之快，難以形容，說道：“恩，有道理，我的精神食糧曲於飽和了，我也抓抓物質吧。”彷彿是他在做買賣一樣。

就這樣我和老羅從一個文化工作者跳躍到一個養殖工作者，高惋選了一個日子準備開張，老羅負責找一些農民伯伯，由於老羅眼光獨特，這些農民伯伯不象飼養豬的，更象是殺豬的，或者更象吃肉的。

不久，我們開張了，由於得到高惋父親的大力支援，不出一個月，我們公司得到了動物協會，環保部門等機關的一系列表彰，牌匾就象北京、上海的人口一樣，牆上連一個按丁都塞不進去了，只能擺在地上了供人們踩踏，這也能看出我們對榮譽如糞土的崇高品質。

這次生意高惋也是做的空前的成功，因為掙多少錢不是關鍵，關鍵是要將另部分錢從不乾淨變為乾淨，籠子裡的豬猶如南非的難民一樣，消瘦的都能從籠子縫隙裡鑽出去了，幸虧是這個品種沒有那麼高的智商。

高惋也許天生就是當管的料，放一本最新的理論書籍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用紅黑兩種墨水的筆在字下胡亂劃些道道；並在封面滴點墨水。或者選一個重要的節日；找一個貧困人家；掏200塊錢慰問；切記別忘了邀請儘量多的記者同行。

我對高惋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高惋對我說，這算什麼，想當初我老子找幾個搞房地產的朋友；在你某天開會的時候來請你去吃飯；你當眾把他們臭罵一頓並趕走他們之後找個秘書告訴他們：晚上你們再聚。如果開會的時候實在說不出來什麼，開會的時候熟記幾個經濟大師和政治人物的名字；並能背誦他們的一兩句話。儘量要找些不懂的，那內容一定就深奧，也顯的你有文化。或者讓秘書以你的名字資助一個貧困學生；最好是自己家的人，這樣錢還能要回來。如果找不到就開個招待費發票報銷得了。此事要在提幹或測評等敏感時期讓秘書巧妙地透露給媒體。

如今的官場年輕一代真是高深莫策，上代傳下代，一代更比一代強啊。我在心底佩服，高惋對我說：“現在你和老羅是我最信任的人了，咱們還點往前看呢。”

我說突然覺的高惋不是我以前認識的那個高惋了，不知道書些什麼好，高惋又說：“最近挺忙的，晚上找你們倆喝酒。”

我跟老羅晚上按高惋說的地方去了，高惋開著一輛寶來，我譁然到，做買賣變化真快呀。高惋說：“這是我爸的坐騎，單位裡給配的，出去談買賣總點有個車吧，打車太丟人了。”

當初我有輛腳踏車的時候就覺的人生太美好了，如今高惋在我眼裡已經上了天堂了。老羅說：“我們是文化人，不可以這麼庸俗，過些時候你就會有一種有錢的孤獨。”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