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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者們的麻木不仁也使兩位當時在紐約工作的社會心理學家備感困惑。比布？蘭亭和約翰？戴雷不太相信這種集體的麻木不仁是由於缺乏同情心，他們開始調查有沒有其他因素導致目擊者們對案件視而不見，卻沒有拿起電話報警。兩位研究者推斷，目擊者人數太多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並對此展開了一系列的天才實驗。而這些實驗在以後三十多年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成為了經典範例。｛26｝

在最初的研究中，蘭亭和戴雷讓一個學生在紐約大街上假扮癲癇病發作者，並觀察有沒有路過的人伸手援助。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們發現，目擊者人數的多少對援助的可能性有很大影響。研究者們在不同的人群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了這個實驗，所有實驗顯示的結果都違反了我們一般的直覺：目擊者的人數越多，伸手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這個效果十分強烈。當只有一個過路人的時候，這個學生獲得援助的機率是85％，而當過路人達到五個的時候，學生獲得援助的機率只有大約30％。

在另一個研究中，研究者們將實驗地點轉換到等候大廳中。｛27｝　這一次，他們不是讓人假扮癲癇病發作者，而是創造了一種明顯緊急的情況，即讓等候大廳的大門那裡有濃煙冒出，好讓人以為大廳內起了火。同樣，在場的人數越多，按響警報的可能性就越小。人少的時候有75％的人報告濃煙的情況，人多的時候則只有38％的人報告情況。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而且不論所需要的幫助是大還是小。例如，在另一個實驗中，研究者安排145名實驗參與者乘坐1497次電梯，每次坐電梯的時候，他們故意掉落一些硬幣或者鉛筆。總計有4813個人與他們共坐過電梯。｛28｝　當電梯中只有另外一個人的時候，參與者掉落的硬幣和鉛筆會有40％的機率被別人幫忙撿起來，而當電梯中有另外六個人的時候，硬幣和鉛筆被幫忙撿起來的機率降到了20％。

說服　面試和社交中的影響力（10）

不論是幫忙汽車拋錨的人，還是獻血、報告超市裡有偷竊行為或者打一個緊急電話，同樣的情形都反覆上演。看起來，目擊凱蒂？傑樂韋斯被襲擊的人之所以沒有打電話報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同情心或者自私自利，而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太多。

為什麼在場的人數越多，幫助他人的動機就越弱呢？當面對一個非常的情況時，比如一個人的癲癇病在大街上發作了，我們必須對情況做出判斷。通常，我們會有這麼幾種判斷：也許這是真的緊急情況，那個人是真的癲癇病發作了；也許那個人只是跌倒了；也許他只是假裝發病，或者有隱藏的攝像機在拍攝，或者這只是一出鬧劇。不論是哪一種可能性，我們都必須迅速地做出判斷。那麼我們怎麼做出判斷呢？一個辦法就是觀察我們周圍的人的行為，他們是衝上前去幫忙，還是繼續各行其是？他們是打電話叫救護車，還是繼續跟朋友聊天？遺憾的是，由於大多數人都不願意主動站出來，所以大家面面相覷，結果什麼也沒做。即使所出現的情況明顯需要他人的幫助，還存在一個義務的問題。在大部分日常情況中，並不存在明白清楚的命令。你有義務去幫忙嗎，還是應該走開讓旁邊的那個人（或者他旁邊的人）去幫忙？由於每個人都這樣想，結果就導致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伸手相助。

但以上的情形在只有你一個人在場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突然間，你擔負起了所有的義務，你會不由自主地想，如果那個跌倒在大街上的人真的需要幫助怎麼辦？如果大廳真的起火了怎麼辦？如果電梯裡的人真的需要那支掉落在地上的鉛筆怎麼辦？你真的打算把臉扭到一邊、冷漠地走開嗎？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人都會努力發現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並在必要的時候予以援助。

蘭亭和戴雷開創性的研究（亦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