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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綁在樹上的男孩》前言
寫在前面
——《被綁在樹上的男孩》前言
文/金瑞鋒
與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當中說的相類似，我在以前也做過許多的夢——雖然現在也還做著——而至今仍然不能忘卻的那些，就成了我這些被稱作是小說的東西中的基本內容，只不過，我所寫的那些如同夢境般荒唐的故事，已經遠遠不是魯迅先生當年的宏偉的社會理想了，它們都還侷限於我個人的生活，以及我對生活的一些看法。既然是夢，那麼其中敘述的事情、筆調就不免會悠謬些，有人說我寫的東西脫離現實生活，恐怕多半也是出於這個緣故。自然，像我這樣一個不諳世事的索居者的夢是不可能折射出社會生活的美或者醜的，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靖節風度於我也是很不適宜，這樣兩頭都不能顧著，寫出的東西自然是另一個模樣了——我的意思是，我既非隱士，也從來沒有試圖透過小說或者其他創作形式去改變現實生活的理想和願望，它們的力量是有限的，便是魯迅先生說希望透過文藝的吶喊去喚醒沉睡中的人們，恐怕也還沒有做到，因為我們至今仍然沒有能力遵照他的遺囑——“忘掉我”。更何況，魯迅先生也曾經說過，他寫小說是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那麼，外國是否有一個因為小說而改變了社會的例子呢？我沒有見到。我只是知道，芬蘭的作曲家西貝柳斯曾經以一曲《芬蘭頌》激起了國民的抵抗鬥志；在我國古人的著作裡也有類似的一個記載，但影響的規模已經小了許多，說的是古時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他唱的歌雄渾、鏗鏘有力，將領們就讓他在陣前唱歌來鼓舞士氣。果然，因此軍隊而戰無不勝，後來，這位歌唱家遭到敵方忌恨而被殺死了。於是先前戰無不勝的軍隊變的逢戰必敗。這兩個故事說的自然是音樂的力量，而非小說的。然而即便真有傳說小說改變社會的事，我也懷疑小說在其中僅僅只是充當了一副藥性極低的催化劑，或者是一塊擋箭牌。曹丕說文章是“不朽之盛事”，這還可以說得過去，“經國之大業”就顯得牽強得很了，即便是柏拉圖“哲學王”的夢想在古羅馬的馬可·奧勒留身上得到實踐，也仍然顯得如此短暫易逝。
由於以上所說的這些，我就私自以為小說——或者從更大意義上來說是文學——不可能是大眾的事情，它可以變得大眾化，但是真正能夠影響到靈魂的骨髓裡的，仍然只是少數人的“盛典”。因此，在我的那些小說中都試圖來展現這些極少數人的心靈，這些心靈都曾經飽受折磨，在常人的眼裡，他們都成了“瘋子”一類的人，多疑、憂鬱、不安，有時還會顯得暴躁。在這些心靈裡，孤獨既是毒藥，又是安慰；恐懼一直在追逐他們，使得他們遍體鱗傷；死亡是強壯的血滴，在他們的眼睛裡滴滴答答，時刻誘惑著他們，就像脖子上掛著一個收緊的箍圈一樣無法擺脫掉；夢幻是他們在苦難中的慰藉，但也成了麻醉我的精神的藥劑。我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去減輕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心靈受到了扭曲，我卻只能袖手旁觀，像坐山觀虎鬥一樣卑鄙和殘忍。時間無法緩解他們的苦楚。時間只能加深我的痛苦。
尼采試圖借查拉圖斯特拉的嘴來表明，只有大海才能包容一切的善和惡。由此，我也深切地體會到尼采的心靈是高尚和純潔的，只不過，要理解這種瘋狂、不羈的高尚和純潔需要時間和智慧。然而，就如我在《對一條街的回憶》中所說的那樣，“我的心還沒有化成大海”，無法包容一切的美和醜，善與惡，或許，我把它們寫成小說的形式，完全只是一個掩耳盜鈴的比喻而已，僅僅只是欺騙了自己！
倘若真的要去表現那些極少數的痛苦的心靈，透過我寫的那些風格壓抑、敘述詭異、執著於表現人物某一時刻的奇特感覺的小說，是否會南轅北轍？我曾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