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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而偏偏報社的電話不能打國際長途。

於是，我跑到報社旁邊的一個話吧，打電話到莫斯科，連續打了一下午，電話始終沒人接。後來得知莫斯科人有一個習慣，每年夏天都要到郊區的別墅避暑，享受清涼，所以一到夏天城裡就幾乎沒人了，不像濟南，人滿為患。第二天我繼續打，終於有人接了，恰好就是那個漢學家，我一著急，說：“How　are　you，你好。”

漢學家說：“你好，咱們還是說中文吧，英文我聽不懂。”

我的臉頓時紅了，接下來說的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我一直在看著電話螢幕上不斷跳動的數字，數字每跳一下我的心都緊一下，俄羅斯長途每分鐘四塊多錢，那天總共打了將近一個小時，一個電話下來，花去我200塊錢。

那時候我身上僅剩下205塊錢了。

更讓人鬱悶的是，當我拿著話吧老闆手寫的收據跑到報社財務處報銷的時候，那個三十多歲一臉青春痘的女人卻說我的收據上沒有印章，不能報銷。

於是我回到話吧，讓老闆給我加蓋印章，老闆很坦然，攤攤手，說他這個小地方，哪來的印章？

那200塊錢終究還是沒有報出來，並且因為選題的臨時更換，我寫的關於漢學家的稿子最終被撤了下來，也就是說，我一分錢稿費也沒賺到，另外還倒貼200塊錢。

那是7月底，濟南最熱的時候，我握著被汗水浸得軟塌塌的收據，站在報社門口的馬路邊不知所措。最後我把收據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背起包走出報社大門。

那天下午，我花4塊錢吃了一碗拉麵，然後花一塊錢坐公交車回住的地方，躺在床上，想男子漢大丈夫，被區區200塊錢絆住了，像話嗎？但是話又說回來，雖然只是區區200塊錢，那可是我的救命錢啊。

我不得不跑到徐達和劉雅倩那兒，從他們也已經幾乎見底的錢袋裡掏出100塊錢，支撐到月底。

這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感覺好一些，我悄悄計算了一下這個月的稿費，估計突破2000元了，之後每天都想著怎樣花這些錢，是換部手機呢還是買個數碼相機，是給爺爺寄去一些呢還是存起一些來等將來娶媳婦用。

我的想法一般都不切合實際，如果真的用這些錢娶媳婦，估計我也只能到非洲去買個難民了。

三鹿事件的轟轟烈烈已經接近尾聲了，誠信成了這個社會再一次捫心自問的一個經典話題。精神上的空虛籠罩著很多人，而物質上的大爆炸正悄悄向人們湧過來——經濟危機來了。

從東南沿海開始，從幾個月前還是一路綠燈的股市開始，從大洋彼岸那場越來越精彩的總統選舉開始，從報社越來越少的廣告開始，從每個人飯碗裡的大米、白菜、饅頭開始，經濟危機來了。

本省的一個鋼鐵企業接近於宣佈破產，很多找到工作的人還沒有上崗就面臨失業。突然想起了幾個月前我採訪的一個技校學生，那次為了做一個本科畢業和技校畢業究竟哪個好的類似於偽命題的稿子，我來到經十路旁的一個技校，教務主任領過來一個學生，說他還沒有畢業就已經和本省一家鋼鐵企業簽約，月薪兩千，外加五險一金，現在剛剛畢業，就等著企業通知他去上班了。

那個比我小至少三歲的男孩不大說話，很多關於他的資訊都是教務主任告訴我的，只有等到教務主任出去了，他才說了一句：“我爸說上大學沒用，畢業等於失業，不如上技校，工作好找。”

現在剛剛過去兩個多月，經濟危機打破了本科畢業生們的幻想，是不是也打破了技校生們的幻想呢？那個男孩還好嗎？

幸好我的稿費單已經發下來了，這個月是2100元，我看到了花花一堆錢擺在我面前，錢實在不多，但都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