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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詩當如初學禪

未悟且遍參諸方

一朝悟罷正法眼

信手拈出皆成章見韓駒《贈趙伯魚》詩（陵陽先生詩二）。參郭著批評史第214頁。從所用詞彙來看，韓駒對嚴羽有一定的影響。據《陵陽室中語》，韓駒又謂：“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詩人玉屑》第五卷引）。較之於嚴羽“禪宗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論詩如論禪”，其關鍵可見。

此說同樣是強調長久及多方熟習而進入悟。呂本中對悟前的知性的用心有進一步的肯定：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呂氏《童蒙訓》。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第2卷，第244頁。

當嚴羽以詩禪相喻詩時，他是把“悟”這一直覺的活動挑出來以作為詩與禪的共同點，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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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羽與宋人詩論（4）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第10頁）

問題在嚴羽所指的“悟”是否即江西詩派所主張經由知性的用心而進入“悟”的過程呢？讓我們看嚴羽進一步的陳述：

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第10頁）

從知性的用心而進入“悟”的過程是“透徹之悟”還是“一知半解之悟”？嚴羽不直接言明，但卻陳述詩中透徹之悟如下：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第23—24頁）

上面所引文字中包含著一系列複雜與矛盾的問題，讓我們一一加以縷析，看它們如何形成其對詩或詩的經驗的獨特看法。上引文中對“近代諸公”囿於“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的批評，大概是針對江西詩派而發，而顯然是針對黃庭堅本人。這一責難事實上已成為明人對宋詩標準的批評。然而，我們會問：江西派詩人不也是主張熟讀書嗎？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甚或會同意嚴羽的看法，以為詩有別材，如果嚴羽的意思和他們想的一樣：“別材”有待於讀書而臻於完善。嚴羽大概亦有此意，因為，根據嚴羽的說法，閱讀可助詩人達到“別趣”。讀書之為用，可助詩人超脫學問和理路對創作的枷禁。黃庭堅的晚期及其後學便曾由依賴法度的說法轉變到不依賴法度。呂本中及楊萬里甚至把黃氏晚期不依賴法度之說推展到“活法”的主張。據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呂本中謂：“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見丁福保《續歷代詩話》上，第584頁。楊萬里一度呼江西派詩人為禪學之南派。其在《誠齋詩話》謂杜甫及黃庭堅善於控御文字。並謂：“擇字之精，始乎擇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見丁福保《續歷代詩話》，第155頁。

而嚴羽從禪學的語彙裡也特別挑出類同的用語來說詩：“須參活句，勿參死句。”（第11頁）

似乎，嚴羽所指向的不僅是文字風格上的自然。他們指向的是一種自由的活動，一種油然而生的表現，而有別於黃庭堅不依賴法度之說。詩提供一種“別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