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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曲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家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家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曲筆為形式的“春秋筆法”正是《春秋》微言大義之所繫。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著誤解，只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矇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家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作品價值摺疊編輯本段

《春秋》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遺憾的是，多數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春秋》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著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來人們始終侷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徵，那就成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