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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在北京，我會在手機中說我不在北京。我沒開會或談業務，我會說我在開會，或在談業務。我說一會兒再給她打過去，一會兒過後我並沒有給她打過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復過來，必須儘量離她遠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說狠話，完全不理會她，甚至傷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靜中積蓄的痛苦突然爆發了出來，心中的舊創迸裂，這時候才知道當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顯然，要挖開血肉清除她的根鬚，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誇張點說，有時候我真想就這樣痛死掉算了。不誇張地說，有時候我真有點奇怪我為什麼沒有殉情自殺？在人們通常形容的“肝腸寸斷”的痛苦中，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找點什麼止住這樣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爛醉，出來的時候倒在街邊就睡死了，醒來後發現身上飄了一層落葉。沒幾天，又喝醉了，趴在一個小姐身上撥通玲姐的電話大哭不已。有一次還在玲姐家的樓道里坐了一夜，把一個夜班女工嚇得尖叫起來，看見玲姐家的燈亮了，我趕緊逃走了。接下來一個星期，我總覺得玲姐在跟蹤我，有幾次驀然回首，看見一個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著口罩遠遠地走在我後面，想細看時，就看不見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經過敏，看花了眼，還是她真的在跟蹤我。那個星期北京爆發了流感，８１．３％的人（報紙上說的）戴了口罩。我顧不上流感，顧不上業務，顧不上房東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塗。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憶或糊塗。

我記得一本什麼書上說過，很多人都有一種倒下去舒舒服服躺著的慾望，當打擊襲來，這種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實，要他們再堅持一下，他們並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說那個打擊只是他們倒下去的藉口。這個結論，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一幫精神分析專家研究出來的。更早一些時候，１９世紀小說大師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經發現了這一心理現象，他描寫過一個窮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敗歸結到妻子的嘮叨上。嘮叨這個具體細節，也許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這樣寫的，請原諒我偷懶沒去查證。反正大概意思是這樣。想起這一切，想起我“失戀”後的種種表現，寫到這裡我不禁暗暗心驚。我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有過那種隱秘的心理傾向。

秋天的一個上午，這個上午真可以稱得上秋高氣爽，陽光燦爛，我從一個客戶那裡出來，趕往另一個客戶那裡的路上，忽然對這種兩手空空跑來跑去的日子厭煩無比。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就算是有錢賺，也一定會讓我厭煩。我決定不去客戶那裡了，決定去醫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門口瞄一眼。她本來出院了，前些時又住了進去。我不知道她是舊傷復發了，還是又受了新傷。

坐在地鐵裡，我琢磨了一會兒那個穿鐵鏽紅皮夾克的男人，那個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樣追到玲姐的。接著，又覺得過程是怎樣並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鐵鏽紅皮夾克一直堵在心裡扯不出來。我剛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給我買一件鐵鏽紅皮夾克，我一看價錢可以抵掉我一個月工資，就告訴她，鐵鏽紅對我來說太招搖了。其實，我知道只要配好褲子，鐵鏽紅皮夾克倒是能穿出一點特別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給我買的，這天穿的襯衣，系的褲帶，腳上的鞋子，也是她買的。內褲拿不準，我只穿一個牌子的內褲，我買了一些，她買了一些。如果要徹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跡，內褲是一個問題。其實別的衣服也成問題，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機裡洗過，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種洗衣粉的氣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釘過的。想起這些，心裡面又有一些地方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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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醫院，一間病房一間病房瞄過去，沒找到玲姐，我有點失望，同時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