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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文公的盡人事，敬天命，在三千年前，是典型的效仿文武周公，所以孔子也對他們極盡懷念追思。古代天人合一觀念，到了春秋時期，人事與天命已經有了明顯的分界，而且人的地位已開始與天並立，甚至還逐漸超越於天。孔子雖然敬天事鬼，但顯然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這樣的思想表明春秋時期人文精神的躍動，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衛文公的做法，是合乎時代潮流的。擱現在，我們也不得不予以肯定。

定之方中：從現在起，脫胎換骨（2）

你看文公，“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親自登高望遠，勘察地形，考察蠶桑。一系列的身體力行果然不負所望。在接下來的占卜中，連神都給予了首肯，先人事，後天命。天命也給予了這位盡人事的明君以豐衣足食的預兆。

接下來，詩的第二章便著重寫衛文公的躬勸農桑。夜裡春雨綿綿，黎明時分天剛轉晴，文公便侵晨起身，披星戴月，趕往桑田，觀察蠶桑的長勢……這樣一幅具體的歷史細節圖，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德配天地，恩及國人，不辭勞苦，用心周全，力圖復興的明主風範。由小見大，文公平時夙興夜寐勞瘁國事的情景，都可想而知。

蒼天不負有心人。衛國的崛起有史可鑑。《左傳·閔公三年》載：“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國轉眼間從一個滅亡之國成為中興之國。又說：“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才幾年時間，衛國在文公的管理下，僅軍事實力就增強了十倍，有兵車三百乘了。那個時候，一個國家的實力是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的。大國才千乘，而一個小小的衛國，轉眼間就有了三百乘，可以想見文公的中興之效。清人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也這樣高度評價了文公治衛，他說，“不數年而戎馬寖強，蠶桑尤盛，為河北巨邦。其後孔子適衛猶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孔子離開魯國之後，先後在各國奔走十四年，歷國十二，分別是周、齊、衛、匡、蒲、曹、宋、陳、蔡、晉、葉、楚。其中，周、齊、楚居停時間都不長；曹、宋、葉路過而已，基本上沒有故事；去晉國僅僅隔河而止；蒲、匡亦路過之國，而且皆曾被圍困；陳、蔡倒是各居三年，卻也被圍困過，以致曾絕糧。其他時間大都在衛國度過了，每次遇困而歸，都不曾回魯反而之衛。由此可見孔子對衛國的好感和親近。

孔子第一次去衛國，是在他56歲時。那是他剛剛辭去魯國的司法部長一職，跑到子路妻兄家暫住。此時是衛耿公主政，他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就是說你魯國給你多少俸祿，我衛國也給你多少。這種魄力和手段，現代人也還用之呢。孔子第三次去衛國，衛靈公得知後，“喜，郊迎”。高興得不得了，到郊區遠遠地迎接孔子。而衛靈公還算不上有道明君，孔子曾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說的就是衛靈公。到了孔子晚年，史載，孔子弟子多仕於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