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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文化要想發展，主要因素，是統治集團不那麼與知識分子為敵，次要因素，是社會的相對穩定。若兩者俱備，就出現漢唐文化的輝煌氣象。若戰亂頻仍，兵荒馬亂，遍地哀鴻，民不聊生，如果統治者不跟知識分子太作對的話，如晚唐，如南宋，文化發展也不至於完全停滯。要是像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趕盡殺絕的話，哪怕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會出現全國範圍裡的萬馬俱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唯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唯求活命，哪裡還有功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所以，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繫於統治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庭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瞭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歷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文明在野蠻的鐵蹄下，那總的說來是可憐巴巴的命運。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把命玩進去的，誰讓他得意之後，還忘形呢？

晉室南渡，一部份大士族如王、謝豪門，到南方去了，留下來的漢族上層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是為北魏的建立，作出傑出貢獻計程車族代表人物。連魏國的國號，也是崔宏倡議的。可他們從心眼裡，絕對看不起這些頭頂留一撮毛髮的統治者，背後稱呼這些人為“索虜”。雖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討這些大士族的女兒當老婆的辦法，來改變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為懂得些洋情調，就覺得成了貴族，攀一門高親，認一位名師，也跟著家學淵源，或學富五車起來一樣，都是一廂情願，作不得數的。中原知識分子與拓跋氏政權的精神上的對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實際仍是文明與野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紀，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政權統治之下，老百姓始終引頸南望，仍是把地處江東的晉，和稍後的宋齊梁陳，視作正統所在。說到底，這種民心所向，表現了對文明的嚮往，和對野蠻的痛恨。所以，354年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入關，駐灞上，三輔郡縣爭先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所以，那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前，他的弟弟苻融勸他，“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於是，如王猛，如崔浩，這些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做事，而且擔任重職的大知識分子，都是竭力勸阻所輔佐的北族統治者，不對南朝興兵動武，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其實質意義是護衛文明。相反，在促成對其它少數民族的戰爭上，倒是不遺餘力的鼓吹，說穿了，不過讓他們以蠻制蠻，互相殘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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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與忘形（3）

所以，跟少數民族皇帝，進行這種迂迴戰，是一場如履薄冰的危險遊戲。

王猛要高明些，因為“少貧賤，以販畚為業”，與社會接觸，深諳世情。史稱他“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