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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答到：“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痴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象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拼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系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只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側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制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做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象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

上層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除，而這種中間地帶的存在將會是一種幅員遼闊的惡性遺傳，難以阻遏。

據我觀察，中間地帶的大量小人就性質而言，也可分為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這幾類，試分述之。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僕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僕便依仗主子的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