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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憑起到了社會鍊金術的作用。這便是布迪厄所說的“得到官方承認的、得到保障的能力與簡單的文化資本之間確立了一種根本性的差異，而那種簡單性的文化資本則不斷地被要求去證明自身的合法性。（這就是）被迫別人接受社會公認性的權力。”包亞明主編《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1頁。

任何形式的考試又都牽涉到效率與公平的問題，高考的本意是要選拔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兼顧公平的過程中，高考又不能完全實現效率這一維，對於這一點，專家學者多有論述。例如，劉海峰指出，中國從古到今都在不懈地追求人才選拔的公平與效率，並出現了“至公”的理念。在考試選才方面，甚至可以說中國是一個過度追求公平的國度。高考改革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公平與效率問題，如最常議論的全面考核與公平客觀的矛盾，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綜合考察德、智、體、美各個方面來選拔大學新生，應該說最能選拔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也就最符合效率原則。然而，這種考核方式卻容易損害公平原則，因而往往行不通。與在許多領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所不同，在考試選才方面，通常的情況是，選拔性考試最初雖也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可是在長期實行之後，往往會演變為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劉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儘管中產階層父母較優越的社會經濟教育背景所創造的家庭教育與資源，使其子女在課外活動和語言表達方面佔有優勢，而且在博雅、舉止風範以及見識等方面也比一些較低階層的子女要表現優秀，儘管針對南京這類城市高考難題，專家所提出的“放手讓高校擁有招生自主權，實行寬進嚴出”的類似對策，已經在臺灣等地證明明顯有利於受過良好教育的、見多識廣的中產以上階層出身的學生，但是至少在目前注重形式公平的高考中，中產以上階層出身的一些學生還是會因為得不到制度的確認而被高考淘汰。由此，我們也更能夠理解壓力重大的中產階層父母在教育孩子時的不知所措。

甲高中學生作文中，不止一個學生談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時的觀念衝突。一位學生說：“我爸我媽之間的爭吵大多是關於如何教育我這個問題，我媽認為應採用嚴厲加賞賜，而我爸則認為應該任我發展。我媽覺得只有嚴厲和獎賞才能刺激人進步，而我爸則覺得孩子的發展方向不能由家長來左右。”

同時，孩子升學的壓力也會給父母帶來更大的壓力。一位女生說她的媽媽：“我考試沒考好，她立即聲色俱厲，從各個方面把我說得一無是處。可她色厲內荏，罵完之後便一如既往地關心我，她自己也覺得內疚，讓我忘記這事。”

所有的孩子最終都要面臨社會的選拔，但接受考驗的不只是孩子，更是那些家庭。儘管中產階層家庭具有更多的文化資本，也能夠給子女提供一個相對有利的起點，但鑑於文化資本的象徵性財富的性質，它不能直接由父母傳承給後代，這樣就增加了父母的教育壓力。我們可以看到中產階層家長對於孩子不但強調學習能力，還致力於發展其良好的適應環境的能力、良好的承受壓力的心理能力、與人溝通和交往的能力、做出判斷並決策的能力，目的是要滿足社會選拔的要求。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孩子還要面對各種考驗，那些來自低下階層的孩子們也在憑藉他們自身的優勢展開競逐。正如帕累託所言，社會沒有永恆的貴族，中國也有古話：富不過三代。由此也能夠看到，中國不僅存在文化資本的再生產，同樣也存在精英迴圈，社會將篩選符合需要的候選人進入上層領域，而不僅僅是保護既得利益者。

可以肯定的是，儘管中產階層父母們一方面迫於工作的壓力，忙於自身充電，忙於追求文化資本；另一方面放棄丁克的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