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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破產。Sullivan，A�　Teresa，The　Fragile　Middle　Cla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這固然與美國許多中產階層家庭的超前消費等背景有關，但這也是中產階層地位追求可能帶來的結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讓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競爭中出現的人格異化，導致一種變調的異己生活。這一點米爾斯在對美國新中產階層——白領的描述中已經體現得很明顯。他指出：“異化意味著一個人犧牲生命中最好的時光去掙‘活下去’的錢。異化意味著厭煩，意味著潛在的創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產上的挫折。”　“他們必須嚴肅和始終如一地對待對他們來說毫無價值的東西，而且還要在他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中這樣做。”　米爾斯，同前引書，第271頁。如此一來，所有的追求可能將會失去應有的目的和價值。正是在此意義上，米爾斯對於新中產階層生活和未來所發出的警示是發人深省的。

正如齊美爾所言：“相對於最低階層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慣例裡、相比於最高階層有意識地維護慣例，中產階層就特別顯得與生俱來地易變、不安分，對於當某種因素一佔上風就要衰敗的生活形式來說，它總體上處於合適的位置。要求不斷變化的階級與個人——因為他們的迅速發展使他們比別人更進步——在時尚中發現了可能使他們跟隨自己內在衝動的東西。”　齊美爾，同前引書，第88頁。中產階層的消費熱情、對社會時尚的熱衷固然有更為複雜的因素和背景，但對地位的敏感卻是中產階層的“天性”——這是由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正是這種“天性”導引著他們積極同時又無奈地投身於階級區隔的競爭之中。

對於中國目前正在興起與發展的新中產階層而言，面臨的處境與韓國中產階層更為相似，儘管我們目前尚難以準確斷言中產階層的前途，但從新中產階層對於其自身的職業、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標誌因素的重視以及在消費中的重點投入來看，中產階層未來的發展不會不受這種“地位驅動”式消費的影響，不管這一消費訴求的內在邏輯如何，無疑這不是完全主動與自由的。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的“去階層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去貴族化，去中產階層化，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在消費上的平民化或者大眾化。這樣，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實際上並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層文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將會是完全自主的，是遵從自己的內心意願的。與西方國家中產階層不同的是，中國中產階層基本是與中國（當然也是一種全球化的表現）的“消費社會”“媒介時代”同步的。如此一來，他們不得不面對這個本身充滿矛盾與悖論的時代。他們可能不會被上層文化所導引，但卻不能避免消費社會無孔不入的廣告、媒介的滲透與控制。也就是說，從消費處境來看，影響中產階層未來發展的絕不僅僅是他們自身，還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消費文化導向。一方面，中產階層在消費當中，積極表達與展現自我，但同時，他們可能也會被消費文化所導引或設計。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新中產階層在未來仍將會面臨中產階層曾經和正在經歷的兩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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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標籤與閒暇生活

對於西方中產階層來說，休閒生活是標識自身階層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標籤。在經歷了早期現代化浪潮的美國小鎮米德爾敦，相當於中產階層的“經營階級中，每個夏天都享受兩個星期的帶薪假期的做法已經越來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間還不多見……在新的公民俱樂部中，有米德爾敦的經營階級男性在閒暇時間喜歡的打高爾夫球、打橋牌和駕車出遊等活動。”　羅伯特·S�林德、海倫·梅里爾·林德：《米德爾敦：當代美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