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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不參加任何政治派別，蜷縮於自己狹小的專業領地或文化領域裡，竭力迴避政治旋渦。齊格蒙·鮑曼將這種知識分子間的“分裂”定義為總體性知識分子與區域性性知識分子之區別。齊格蒙·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229頁。對當時這種知識分子內部的分裂做進一步的考察，顯示出更為複雜的情形：即使是胸懷社會改造抱負的總體性知識分子，也是一個政治態度各不相同、思想傾向大異其趣、社會身份難以劃一的異質性群體，從《新青年》團體的分化與解體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的發展軌跡，雖然在維護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與自由的傳統價值上雙方仍具有同一性，但“在一切足以導致他們之間分裂的眾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來推進他們的社會的理性化程度；他們謀求不同的權力以實現其使命。”齊格蒙·鮑曼，同前引書，第228頁。　而在總體性知識分子與區域性性知識分子分殊的背後，卻始終存在著一個無法解答的困惑：前者要實現理想目標，將付出自我認同弱化與獨立人格喪失的代價；後者雖保持了人格獨立和完整，卻主動放棄了應有的社會責任與抱負。這一兩難境地使知識階層陷入了一種無法解脫的痛苦之中。轉型時期上海知識階層所體現出的上述特徵，事實上證明它還未能完成現代意義上的真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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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階層……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1）

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點的上海，既是中國受西方影響最大、現代化起步最早、發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時又是一個缺乏統一主權、畸形發展的城市。這樣的城市特質使得上海中產階層作為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中產階層發展的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具有了相當獨特的意義，進而成為全球中產階層研究中一個不可多得的樣本。這種特殊性與複雜性，無法套用經典的西方中產階層理論來簡單地加以解釋，而必須作單獨的個案處理。然而我們不應忽略的是，對這一個案獨特性的認識也正是對全球中產階層多樣性的理解，它是我們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中產階層理論研究的現實基礎和內在動因。

有關上海現代化發展動力與機制的研究揭示出上海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不成熟特徵。這種不成熟性與上海作為現代化後來者的定位直接相關。一方面，至20～30年代，受內外動力驅動的現代文明在上海已佔據了主導地位，其方向是將傳統整合於現代化程序中，開始了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但另一方面，現代化後來者需要的基本前提——統一獨立的主權在上海的缺失，又從根本上制約著它的現代化程序及方式。這就是表現在政治結構上四國三方的多元勢差格局、經濟結構上的不平衡性特徵以及社會整合程序中的分裂與失序，忻平，同前引書，第33～35頁。　它所構成的上海現代化發展的內在深刻矛盾，成為我們考察上海中產階層個案的認識起點。

首先，在中產階層的產生和發展階段上，上海中產階層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與西方中產階層完全不同的情形。我們以米爾斯對新老中產階層的論斷來考察，可以發現，所謂小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等老中產階層與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經理、教師、推銷員等新中產階層之間存在著發展階段上的新舊交替和轉變的論述，即老中產階層衰落和新中產階層興起作為社會分層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徵，並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業發軔，於此前後憑藉新式職業謀生人群也已出現。及至20世紀20～30年代職業階層和知識階層人數進一步增加，　而1912～1927年間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也呈現出階梯型趨勢，唐振常，同前引書，第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