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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商標局沒有給書面的回覆，那麼它這個駁回的具體行政行為就沒有做出，其生效與否，確實是一個值得一爭的問題。如果商標局早年間照章辦事，給出一個符合法律程式的檔案呢，達能娃哈哈的糾紛，也許就會換一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式。因為國家機關的行為，也會給遠道而來的投資者一個資訊，就是究竟認同不認同法律的權威。

達能明顯成了一個不認同中國法律權威的企業。這可能是這個企業“本土化”的經營智慧，而且這種“本土化”完完全全地過度了。中國人都不認可的事它也敢做，中國人不得不低頭的事實它還不肯低頭，因為它還帶著越洋而來的資本優越感呢。所以這是一個惡性迴圈，達能帶著對發展中國家的偏見而來，最終在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又放大了它這種偏見，於是導致完全的策略性失衡，成為一箇中國市場大變局時代的犧牲品。

在娃哈哈初提出商標仲裁時，達能也試圖在程式上反擊，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起訴國家工商總局，但是勝訴無望；而且如果一中院作出駁回起訴的裁定，這個裁定大約在一個月內就會出爐。這會對杭州的商標仲裁有更為不利的影響。因此與其先行得到一個不利於自己的判決，不如及早撤訴，所以達能就主動撤訴了，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但是該來的畢竟要到來。薩科奇總統訪華前後，杭州市仲裁委的仲裁結果作出，裁定娃哈哈商標屬於娃哈哈集團。法律硬傷讓達能在日趨理性的媒體面前再也抖不起氣焰。

所以這是一條黃金定律：存在法律硬傷的危機公關不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任何品牌營銷都必須全面衡量其法律風險。登高必跌重，如果當初達能沒有大造聲勢，現在敗的也不會這樣慘不忍睹。

商標仲裁敗訴了，公關公司必須在輿論上找到新的“猛料”對沖一下，這也促使了“三宗罪”的爆料。而當時是達能在總統斡旋、促成和談的敏感時候，決策層要求強行併購合資公司，推進和談；公關公司的反撲卻與決策層的態度背道而馳。

對於宗慶後來講呢，仲裁結果更是意義重大：本來宗慶後缺乏經驗與信心，如今第一場勝利充分鼓舞了他的自信，宗慶後拒絕併購、拒絕妥協、保衛娃哈哈的決心升至頂點；更重要的是，擊潰達能謊言後，娃哈哈企業贏得了美譽度，並且這個美譽度是世界性的，商標之爭成為娃哈哈品牌走向世界的噱頭。這個時候達能想壓著宗慶後放棄娃哈哈品牌，老宗會心痛的要命。

幾方面的因素綜合在一起，在媒體上發起商標之爭是達能自己種的孽因，最終其惡果直接導致了敗局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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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職：允許娃哈哈點燈　不準達能放火（1）

事實勝於雄辯

股東代表訴訟有兩個系列：即娃哈哈小股東、工會訴達能董事競業禁止系列，及達能小股東訴宗慶後競業禁止系列。競業禁止本來是宗慶後在國內開打、反擊達能的策略，但由於達能見招拆招，頭腦發熱地遇到什麼招數都反咬，幾天之內就決意發起了宗慶後“競業禁止”之訴。

隨後兩個系列的訴訟陸續作出裁決，出現了兩個相反的結果——即原告起訴一勝一敗：如瀋陽娃哈哈訴秦鵬秦鵬被判賠40萬、桂林娃哈哈訴嘉柯霖勝訴、新疆石河子法院，濰坊法院判決達能訴宗慶後敗訴：其實都是娃哈哈方勝訴，達能方敗訴。

記者拉著我問：為什麼娃哈哈總是贏呢？

其實從戰略上講，達能起訴本身就是個錯誤：娃哈哈訴秦鵬可以，達能訴宗慶後訴不得。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董事兼職”之訴與達娃糾紛的主要矛盾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只是娃哈哈針對“輿論迷信”的報復手段，是閒的發慌的宗慶後在國內的“對達騷擾戰”、“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