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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考慮的一個方面。在這個門閥制度森嚴的時代，人們的文學眼光，總不免要帶些勢利的成分。即如鍾嶸，他能深知淵明詩風之美，正合他所主張的“直尋”之旨，然僅列之中品。對陸機的詩，亦指出不及公幹、仲宣，“有傷直致之奇”，顯然不符合他的“直尋”主張，竟列於上品。這種抑揚之間，恐不免有所牽於世俗之見。鮑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謂的“孤門賤生”當亦其一因。劉勰之所以無視於鮑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學思想的侷限一面。鍾嶸曾論鮑照“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而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說：“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更具體地闡發了“危仄”的狀況，大有“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勢，這一切正是劉勰所認為的“好異之尤”，大乖雅正的。蕭子顯的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劉勰在內的正統保守觀點。對鮑照的這種看法，當從其《行路難》諸作而生。這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標誌出詩歌發展新的里程，可在劉勰看來，應是“訛而新”了。實則鮑照在其中宣洩的孤貧之憤，也是遠符“勞者歌其事”的義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擯斥，恐亦過分嚴守“詩、持”的義訓了。鮑照之不見於《文心雕龍》，以上兩點，純屬推測，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顯而易見，人所共知，而亦個人宿昔所感，有會於心，藉此表達出來，也說不上什麼“一得之見”了。

198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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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時代驕子（1）

一

在嚴格的意義上，作為獨立學科的中國美學開始於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轉折時期。一大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對西方美學的引進，改變了中國美學的固有模式，使它不再停留在經驗總結和直觀描述的階段而上升為理論思維。在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以魯迅（1881—1936）為代表的一大群有志之士的篳路藍縷，使作為獨立學科的中國現代美學幾乎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的指導下，踏上了通往真理的坦途。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說，只是有了這一次轉折，中國才有了獨立的美學；或者換言之，只是在這次偉大的轉折後，作為獨立學科的美學才在中國真正開始自己的歷程。

但是，審美意識的發生顯然大大早於審美理論和美學學科的創立。當人類作為我們這個星球上唯一能夠思想的生命，開始思考自己的思想和思想面對的現實界的時候，關於美和審美意識的探索也就開始了。所以美學思想的萌芽，可以上溯到美學（Aesthetica）創立以前的兩千年。如果把鴉片戰爭以前的漫長歲月界定為中國美學史的史前期，那麼，其間又有一次大的轉折，即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以前的先秦兩漢，是中國史前期美學的萌發階段。我們民族的審美意識，便正是在這個時期奠基。然而，《周易》作為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眾水之源，《禮記·樂記》作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開山之祖，都既不是美學著作，又不是文藝理論，而是哲學和倫理學著作。同樣的，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孔子（前551—前479）和莊子（約前369—前286），也首先是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周易》和莊子的美學思想蘊含在對宇宙、人生等重大問題的哲學思考和理論把握之中；孔子和《樂記》則把藝術也當作一種廣義的政治，更多地注重藝術的功利作用和實用價值，注重藝術與政教倫理的關係而不是其自身的規律。至於《毛詩序》，雖然是專門的文藝理論，但也主要是從政教倫理的角度來談詩。所以，混同於哲學倫理思想，是這個時期美學思想的主要特徵。反之，魏晉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