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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一面，但他指責英國人總要為自己撈取更多好處。他解釋說：“在一個由藝術家和商人組成合夥公司裡，藝術家總是上商人的當”。這裡所說的藝術家是誰商人是誰，就不用再挑明瞭吧！

過了不久，他就在日記中談到，英國人的“嫉妒、居心不良、損人利己等等已初露端倪。這些現象，到戰役結束時，使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看起來，孟託邦由於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支援，對這一局面難以忍受。他還說，法國人在中國之役中“扮演的是受騙者的角色。這一角色，在我們把英國做為聯軍的時候起，就已經是註定了的”。

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33）

埃裡松提出這樣的問題：

“要麼是法國人被英國人欺騙了——我不能用出賣一詞，這個詞太重了——被他們矇在鼓裡，他們想方設法貶低我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使我們看起來像是他們花錢僱來的僱傭軍；他們還利用了中國人的輕信，單獨簽訂秘密條款。要麼就是皇帝成心把法國軍隊交給英國來使喚”。

他說的是哪些“秘密條款”呢？我們前文中已經看到，埃裡松非常懷疑葛羅——當然不是說他被額爾金收買——完全被額爾金牽著鼻子走。他還談到聯軍之間的“糾葛”，甚至說勝利以後，“如果不是被攔住，法國士兵就會放手讓中國人追殺這個英國人”。他還肯定“雙重條約”的存在，在他此前一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一個傳令兵的日記》裡就寫過這件事。這些“真相的曝光”使他受到《泰晤士報》的猛烈抨擊。他的另一本書，1883年出版的《中國戰役史——根據司令官秘密通訊編寫》被法國政府以“國家利益”——不折不扣！——為名收繳並查封。在這本最終落入陸軍部之手的書中，收錄了一封涉及“雙重天津條約”的信，當時是由皮納伯爵和康普農少校呈給皇帝的。

在他的《一個傳令兵的日記》（書中還談起關於1870年巴黎之圍的回憶）裡，埃裡松伯爵一開頭就直言不諱：“坦白地說，我不喜歡英國人。我承認英國人民的優秀品質，堅韌不撥，敢想敢幹，精誠團結。但所有這些優點似乎都被一種無休無止、不擇手段的自私自利破壞殆盡。所有國家都是自私的，好，我同意，常言說，這是國家的責任。自私也許只是愛國主義的一種形式。但它們要光明正大地自私。光明正大不會破壞任何東西，也不會影響愛國主義”。

講到事實，他說在洗劫圓明園過程中，一個士兵跑過來將皇上私室內發現的檔案交給孟託邦將軍。好些檔案恰恰是英法聯軍9月初在天津談判的條約草案，由於中國方面的代表不具資格而成為一紙空文。作為秘書和翻譯，埃裡松將這份用英文寫的條約文字向孟託邦譯出，他們二人都發現，這份條約與法文的條約有出入，不是按文字對譯出來的。換言之，英國人“只為自己爭取了所有特別優惠的條款，聲稱我們是他們花錢僱來的僱傭軍，並說他們總能把我們安撫妥當”。

在這一“真相”面前，《泰晤士報》要求他拿出證據，並反過來指責他無中生有，誹謗英國。但《泰晤士報》沒有刊登他的答覆……為了證明他的結論，他出示了證人們（包括上海的大商人史米茨；他的朋友阿爾芒等等）的信件。他說到額爾金的“心術不正”，甚至是“背叛”。額爾金大體上跟中國人說過這樣的話：“不要怕法國人。在宗教問題上給他們一些精神上的滿足就可以了。按照我們提出的條件來解決英中之間的事情，他們會同意的，因為他們是我們花錢僱來的”。

他還補充說，他希望法國不要再“為英國人火中取栗”，應該養成利益均沾的習慣，不能“再像在中國以及其它地方那樣，繼續心甘情願地以得到一些殘羹冷炙為滿足”。在書中稍後的地方，他還說，中國認為可以把法國人當作“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