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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發生疑忌。曾發生過解散議會、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行獨裁製、復辟、第二次革命，此外還有暗殺、發政治傳單、排斥異教徒、與外國成立秘密協定與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節。而它的人口，則不外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其與中國在本世紀初期不可治理的情形說來大同小異。當然這一段歷史，可以產生不同的解釋，有時同一作家，也可以作兩重論調。有如艾詩立（Maurice　Ashley），就自己指責以前立說不對。這情形也和中國明朝同時。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Marston　Moor）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亦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歲次甲申，也就是明亡的一年。

我今天極想提供中國讀者參考的，則是針對中國大歷史（macrohistory）言，英國的歷史應以1689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為分野。在此時期以前，英國是一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法律就有不同的見解，法庭也有三四種不同的種類。所謂“普通法”（mon　law）者，乃中世紀遺物，絕對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沒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對地產注重佔用權（seizin），對所有權倒弄不清楚；缺乏適當的辭章足以解釋動產的繼承權；不動產的押當，也不符合社會需要現款的情況；也沒有將地租按時價調整的辦法；農作物只能推銷於本地，限於歷史上有根據的市場。其他如組織公司，宣告破產，防制侵盜，或者全未提及，或者與現狀牛頭不對馬嘴。簡言之，這種法律以舊時代歐洲封建制度的農村作背景，無意改革。一到17世紀初期，也即是明朝萬曆、天啟年間，大批白銀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輸入，引起歐洲物價陡漲，英國內地情形也受國際戰爭及對外貿易的影響。地主則不能保持他們的產業，商人則不願付額外之稅，皇室則因軍備增加而無法籌餉，一般貧農及小市民為生計所迫，有時感情衝動，宗教上教義抽象之處更給他們火上加油，所謂君權民權的衝突，兩方各以成例為自己辯白。而實際上則成例已無法概括現狀。即克倫威爾代表議會派軍事上勝利，其標榜的方案仍行不通，因為社會本身還沒有改革，上層機構不能以理想方式將其法令下達於農村的下層機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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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6）

1689年不流血革命之後，即無此現象，以前的問題，掀動了半個世紀，至此漸漸銷聲匿跡，宗教派別的衝突，也好像被遺忘了。其中最大關鍵，則是兵戈擾攘之後，土地所有已漸漸規律化。英國在17世紀，當然談不上平均地權，只是內部較前合理，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產業在何處，大佃戶（chief　tenant）不知何在，以及種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賃戶或者倒是半個業主的糊塗情形，也隨大時代的大###而掃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經幾十年的鬥爭也弄得清楚了關於英國17世紀地產與革命的影響，下述兩篇論戰文章，為初學者所必讀。此即R�，“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　And　�Trevor…Roper，“The　Gentry，1540…1640，”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　I（1953）。其背景則可見Lawrence　Stone，The　Caue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1972），�關於戰前地產無法規律化的情形，見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