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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作為熱戀中的青年，張生和朱麗葉都急不可待地要在夜幕降臨後和情人相會，因而都嫌太陽走得太慢；為了早見情人，一個要用后羿的弓箭把太陽射下來，一個要腓通用馬車把太陽拖回安息處所。他們在急切熱烈的嚮往中都情不自禁地作一廂情願的非非之想。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如《牡丹亭》描寫主人公杜麗娘在遊園時夢見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柳夢梅，醒後日夜思念，以至生病，病中把自己真容描下，然後死去。三年之後，復生成人，與柳夢梅終成眷屬。這更是一廂情願的好例。正如湯顯祖解釋的那樣：“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雲理之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文藝作品中，這樣的例證是隨處可見的。

藝術作品如此，就是藝術創作本身也都與創作者的慾念、願望和嚮往密切相關。這是許多作家都有體會的。康德說想象“有創出各種可能的感象，賦予以隨心所欲的模樣”。《論形象思維》第33頁。維柯說，“詩的語句是用對情慾和情緒的感覺來造成的。”《西方文論選》上冊。A�托爾斯泰也說：“藝術是對生活的一種理想的描繪。”理想的描繪當然是一廂情願的。他又說，“大凡我們每個人寫得得心應手的時候，所寫的正是我願意寫的東西。這點我現在還要強調一下，藝術作品就是從願意去創作、去寫作什麼東西而產生出來的，而不僅僅是由於他覺得應該去寫什麼東西而產生出來的。”《論文學》第264頁。

要說明的是，人類還有一種幼子之愛的本性，這又是一種強大的感情力量。這是人和動物所共有的另一種本性。這種本性也是非常強烈而執著的。屠格涅夫的一篇短文《麻雀兒》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範例。文章敘述了一隻老麻雀忽然發現自己的幼子即將被狗撲食，說時遲，那時快，在千鈞一髮之際，老麻雀面對這龐然怪物，面向“那齒牙發光的張大的口”，“以一種比它的意志（意志即理智——引者注）更強的力撲下身來”，終於使狗驚愕而退。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說：“愛，我想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還要強烈。全靠這個，全靠愛，生命才得以團結和進步。”《屠格涅夫散文詩》北新書局1934年版。魯迅也看到這種現象：“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它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它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動物的這種行為並不是如尼采說的是表示理智停止活動，稍加思索便可知道。所謂理智停止活動不正透露出一種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嗎？為了保護幼子，為了種族的綿延，不惜犧牲自己，這難道不是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難道不可以說至情至性就是至理？愛就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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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私心即是當理”

同樣是愛，但人與動物仍然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人有社會意識，而動物只有本能。動物不能設身處地，推己及“人”，而人卻有同情心，人不但能推己及人且能推己及物。這是人的社會性所在。用中國古語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之所欲施之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總之，是把愛擴大、推廣、泛化或普遍化。這就是人的理性。惡是違反理性的，傷天必然害理。所以理推到最後仍然是愛人之情，是善。這一點王陽明說得很明確：“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君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傳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