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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後看來對事情的發展沒什麼影響的元素，從而加強那些有可能讓公眾感興趣的部分。實際上，編輯過程相當野蠻，尤其當一名作者被分配了一名所謂的“好編輯”的時候。儘管如此，夏伊勒的書還是賦予我對歷史執行方式的直覺。人們會認為，那些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的人會模糊地感到某件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黑天鵝　第一章（5）

夏伊勒的日記實際上成為我關於不確定性的培訓教程。我想成為哲學家，但當時還不知道大部分職業哲學家如何謀生。這一想法促使我去冒險（而不是從事思考不確定性問題的刺激工作）和從事數學及科學研究。

計程車裡的啟示

我將在下面講解第三重迷霧—學習的詛咒。我近距離觀察了我的祖父，他曾是黎巴嫩國防部長，後來成為內政部長，在戰爭初期成為副總理，之後他的政治生涯就沒落了。雖然處在那樣的職位，但他似乎並不比他的司機米哈伊爾更能看清將發生什麼。但與我祖父不同，米哈伊爾習慣以“上帝知道”作為對事件的主要評論，把理解事件這一任務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顯然，在預測上，非常聰明和掌握大量資訊的人並不比計程車司機更有優勢，但二者有很大的區別。計程車司機不會認為自己與博學的人懂的一樣多，實際上，他們不是專家，並且也知道這一點。沒人知曉一切，但精英思想家們認為他們比別人知道得多，因為他們是精英思想家，而如果你是精英中的一員，你就會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除了知識，資訊的價值也值得懷疑。我注意到，幾乎所有人都熟悉當前事態的每一個細節。不同報紙間的重複如此巨大，以至於多讀一份報紙幾乎不能多瞭解更多新的資訊。但每個人都那麼急切地想熟知一切細節，他們閱讀每一篇新鮮出爐的文章，收聽每一個廣播電臺，似乎下一次報道就會向他們揭露一個驚天的答案。我發現，人們成為誰會見了誰，哪個政客對另外哪一個政客說了什麼（以及用了什麼語氣）的百科全書。但這都是徒勞的。

結　群

我發現，在黎巴嫩戰爭期間，記者們不一定會結群擁有同樣的觀點，但經常擁有同樣的分析框架。他們對同樣的情況賦予同樣的重要性，把現實分為相同的類別，並且再次表現出柏拉圖式的行為，喜歡把事實分割為小碎片。在過去，地中海與非地中海之間（也就是橄欖油和黃油之間）是被畫上分界線的，突然，在20世紀70年代，它變成了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分界線。分界對於人類來說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奉為固定的，使人們不能考慮邊界的緩衝，更不要說修改分界，就是一種病態了。傳染是罪魁禍首。如果你挑選100名有獨立思想的記者，他們有獨立辨別事物的能力，你會得到100種不同的觀點。但如果讓這些人用因循守舊的方式進行報道，觀點的多樣性會急劇縮水：他們會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趨於得出相同的觀點。例如，讓我們暫時離開黎巴嫩一會兒，所有記者現在都會提到“喧囂的20世紀80年代”，似乎這10年有一些尤其獨特的東西。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網際網路泡沫中，記者們在對所有人都瘋狂追捧的毫無價值的公司的價值上又達成了一致的解釋。

分界總是會造成複雜性的降低。這是黑天鵝事件發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義的柏拉圖化的表現。我們對周圍世界的任何簡化都可能產生爆炸性後果，因為它不考慮不確定性的來源，它使我們錯誤地理解世界的構成。

黎巴嫩戰爭開始幾年之後，我22歲，正在沃頓商學院唸書，突然接觸到了有效市場的思想。它認為，從證券交易中是無法獲取利潤的，因為這些金融工具自動地包含了所有可獲得的資訊。公共資訊是無用的，尤其對商人而言，因為價格已經“包含”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