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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

引

早在1999年，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金庸來到浙大西溪校區與其門生見面並講座，談及知識分子的當代社會責任。當時有一位輕狂的學生提出了：知識，顧名思義，知就是知是非；識就是識大體。知識分子當以激濁揚清，明大是大非；顧大局、重民生，擔天地道義，而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早在*後壽終正寢。這位學生起而責問起金院長來浙大幹嗎？是不是讓知識分子振勢重生？還是來浙大“名譽”一下？金庸笑而未答，倒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們對這位學生群起而攻之，說你有什麼資格問院長這話。

最後，這位學生選擇了沉默。這一沉默便是十年。這學生就是我，如今已過三十而立之年，重新回味過去十年的事，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然而，我依然輕狂，並且將繼續這個話題，談中國文化傳統及知識分子的群體死亡的全過程。

第一篇是《中國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第二篇是《中國曆代才子大盤點》……

要談中國文化，離不開這四位大佬：“焚書坑儒”的皇帝太祖蠃政、“獨尊儒術”的漢武大帝劉徹、“八股取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的人民救星毛澤東。

可以說，這四位大佬對中國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們的文化政策一個比一個高超，危害是一個比一個巨大。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開山之作”，中國文化開始滴血，而毛澤東的“*”是“收關之作”，中國文化滴盡最後一滴血。

一、秦始皇與“焚書坑儒”

談及秦始皇就回避不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

先說說“焚書”。公元前221年，是創世紀的一年，“一代帝範”秦始皇大帝吞併六國，一統宇內，成就赫赫武功，江山到手，自然想長久治安，千秋萬代，留下煌煌文治，所以秦始皇收繳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後，就關心起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新編思想政治教材，姓秦的天下當然要唱“太陽最紅秦始皇最親”的主旋律紅歌，而不是“齊魯青未了”的靡靡之音。為此，大帝同志實行了“焚書”政策，原因是這些書籍屬於六國遺毒，不代表大秦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代表大秦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代表大秦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非法的違禁作品。偉大、英明、正確的大帝同志在總理李斯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破舊立新，焚燬六國遺毒的同時，責成國家教委統一刊印大秦　“紅寶書”。

先秦時期的文人士子，在“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中，如沐春風，參政議政，並且形成一種勢力，成為四民之首的“士”。他們中一部分早已列班於朝堂之上，出將入相，輔佐君王治國平天下，實現人生的政治抱負；另一部分則是流落於江湖之遠，憑著一張嘴兩片皮打哈哈、冒泡泡，混吃混喝，並將思想產品付諸文字傳之後世，以立言求名之不朽。不管處在朝堂之上還是落於江湖之遠，“士”這股勢力都不可輕易得罪。

大帝同志“焚書”就等於向四民之首的“士”開戰。他這麼做，叫靠磨嘴皮子吃飯的文人士子咋辦呢？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他們過剩的精力總得發洩出來，於是，代表著天下清議的文人士子便起而攻訐秦朝政府的合法性。

“坑儒”事件。對大帝同志來說，這可是件冤案。大秦朝福薄祚淺，二世而亡，捕蛇無賴劉邦（詞出“高祖醉斬白蛇”）便“取而代之”。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何況是血雨腥風的改朝換代。一朝丟失江山，自然會眾多文人士子起來拆臺，惡毒攻擊秦朝政權的合法性。文人士子的拿手好戲就是投石下井、抹黑批臭的“棒打落水狗”伎倆。於是，“坑儒”與“焚書”有效對接：大帝同志不僅燒我們的書還奪我們的命，讓我們形神俱滅，可謂惡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