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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換句話說男女交合愈不能盡情，愈覺得為淫。”“淫”即“不稱其職”，也即濫用之意。從藝術家的眼光看：“我們所謂淫不淫就在男女間有情與無情。若有情的，不管誰對誰皆不是淫，若無情的，雖屬夫婦，也謂之淫。”張競生調侃地說，這種釋義，是周君那種“專門誤會為能事”，耽於呆蠢法、歪纏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國式的科學家”，是完全不懂的。說到科學一層，張競生認為：“一切事物皆是生動變遷的。一切定則皆是相關的。無有一件事物永久不變，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隨了各人的聰敏智慧與時間空間及速力的關係而可變為無數的現象。所謂科學的定則為事物萬世不易的條理，應合萬人一樣的口調，皆是傻的蠢的科學家死成法的瞎說。”因此，要成為一個真的科學家，必須“以常識為基礎，以哲學為依歸，而以藝術為方法”。周建人批駁張競生“就性的事實說，當然是科學的事，便對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藝術的”為偽科學，他認為：“科學能夠學固然很好，但如果沒有機會學或學不會也不要緊，只要能夠做別方面的工作，不必說一句話一定要戴了科學的面目來說。因為不合於近代科學的科學是偽科學，偽科學比無科學更為有害，無科學不致妨害科學，而偽科學是能使科學混亂，它不能增進科學，反而要阻滯科學。”

四、“三大文妖”與性學論戰（7）

性知識的普及與提高之爭。對於性教育運動，周建人與張競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機，張競生看出了意義；周建人側重於普及性知識，張競生著眼於普及與提高並重。由於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從而導致兩位性學先驅在觀念形態上的激烈交鋒。

周建人在探討性教育時提出了廣義與狹義的概念：“狹義的性知識，目的在使青年對於性器官和行為知道攝衛和節制，希望花柳病的傳染，及不負責任的性關係可以減少些。”“廣義的性教導”，則是“泛講性的真理和戀愛的意義等等”。張競生則認為：“依我意見，應分為二項工作的進行：即一方面應從通俗上著想——而一方面應從提高上努力。凡能將性的知識，普普通通地介紹給人，這是一種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過的，當然為我所歡迎。但是應知此項通俗的工作，乃僅僅為一種普通常識的應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進一步的研究與運動。”張競生舉例說，他的第三種水與性部呼吸的發現與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敗，我們尚當繼續去做，因為人類知識之所以能夠日進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險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對這種冒險的工作發生誤解，把“丹田呼吸”當作“可惡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對，把男女交合重靈的提倡視為女子權供男子娛樂的器具。在張競生看來，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張競生的原意，以混淆視聽，打擊對方。張競生說：“如說我提倡裸體，便是提倡‘可惡的野蠻風俗’；如說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惡的亂交制’；如說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種水，便是提倡‘可惡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鬧，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擺起科學家的架子來，我愈有打破科學家的張天師符咒。”

張競生與周建人爭論到最後，彼此已經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礎，也就很難對性教育本身再進一步作心平氣和的探討，爭論遂告中止。

相對於周建人，初出茅廬的潘光旦對張競生的批評火力更密集，姿態更凌厲。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一個縉紳之家，1913　年赴清華學校求學，前後長達九年；1922年赴美國留學，1926　年回國後在上海政治大學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編輯。

潘光旦對於性問題的興趣始於十二歲時對於一本日本醫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