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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症，最明顯的莫過於學校的行政化（報上吵鬧而已，沒有深究）。我認為後遺症來自兩條：一條是我們才發展了20年，是不惜一切來發展的（熟悉世界GDP形勢的人，是知道的，此條是唯一的出路，可惜20年前的人不明白，現在中國的人均GDP依然落後某些非洲國家，更不論20年前嚴峻的形勢，即使現在的人，某些也不甚瞭然），但是現在情況變了，又需要解放思想；另一條是高速發展下的社會步伐，即人人沒有時間，又總感覺偏離了什麼（幹事的偏離了思想學習，即研究改進，認真做事；學習的偏離實踐，即知行分開了）。社會的多種選擇也加重了這種分化，比如學生可以不發動思想而去玩遊戲或者談戀愛等等，幹事的為意料之外的事所累（今日看報，說有外國朋友從北京移民香港，因為在北京意外而無奈，見參考訊息11月16左右的）。為什麼累，比如：火車不準點，公路設關卡，過馬路要提心吊膽，要去外地辦公，立感身心疲憊（沿途的枯燥，建築的不以人為本，世界工廠而已），對於各種悲慘的遭遇和社會被動現象的習以為常和麻木不仁，生態危機，安全問題等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尤其需要思想發展。

說了這麼多，就是說思想需要的重要性，緊迫性，而行政化的學校卻是不容許學生像我所述的那樣組成興趣團體（見下文）並插手社會事務的（即投身於糾正偏離的社會）；或者說沒有這個習慣想頭！無論是安全的需要還是過時的後遺症。

很多同學是認清了這一點的，於是他們從各方面來改進自己的思想（學生主要是利用圖書館，網路學習），但由於如今處於思想的低潮期，所以他們只能默默的忍受這種環境對他們的扭曲和暗暗的前進。他們只能在默默奮鬥，將來有成的情況下發動自己的思想，我發現了幾乎大多數男生是有這種野心的。有野心的人一般是有思想的。而且這個時代需要的思想不比五四時期的少。但我們的同學卻已沒有能力去接管被逃走老闆扔下的幾千工人和停工的廠房，我們甚至不予關注，在小小的學校裡自得其樂。五四時的學生還知道下工廠宣傳思想。而我們對於人的不關注，使我們成了盲人，瘸腿的人。我們不能支援任何建設的事業，情願做袖手旁觀者，這個社會上幾乎沒有在校生的幾聲吶喊，和事業激情！！！在某些後遺症之後，我們漸漸是自己造成與世隔絕的，我們對待媒體就像老百姓一樣娛樂而已，對待學習就像高中生一樣考試而已，對待家鄉的一切就像中學生一樣，對待大學同學，接觸的人就像無知的中學生，我們還是中學生而已！當然，社會的發展也是排斥學生的攪和的，比如：進一些工廠都是要證件的，調查是要協調的。

於是，我們自身不能形成團體，而社會的進步又加劇了有思想單打獨鬥學生的生存困境，最後我們一事無成，與世隔絕，養成依賴學校的習慣（有些看過《肖克申救瀆》的人甚至說我們離開大學後幾乎無法生活了），就業更是忙壞了學校。

當我們形成團體，無論是評論人民日報，還是組成某農民律師支援小組，還是救火隊（被逃犯扔掉的企業工人），或者是組成政府與群眾的協調方案組，組成學生健康與飲食調查組等等。

但，終於個人幹個人的，於是我們無事可幹，於是改造自己思想的人也只有默默的忍受這種環境對他們的扭曲和暗暗的前進。更多的人沒有改造自己的思想了，對於國家社會都是莫大的資源浪費，而且以後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與資源浪費（當偏差反映在成品中的時候，損失已無法彌補了，見管理學）。

我們在幹什麼呢？

我們盯著國家的獎學金，學校的，社會的，學習學習再學習，應付考試而已。然後努力學習英語或者某個專業課，以期將來的好工作。只顧自己，單打獨鬥。

聽老師的，結果上課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