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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對爸爸的監禁終於解除了。那時候爸爸住在解放軍301醫院。他的病房門口放著一架屏風，屏風後面原來坐著一個解放軍戰士日夜看守。那天我們走進病房的時候，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那個坐在屏風後面的戰士給了我們一個很燦爛的笑容。再出來時，屏風和戰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監禁的第一個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過的。301醫院14病室的護士長給我搬來一張行軍床，並且緊緊握住我的手，對我說了一句當時很流行的話：“今後我們就在同一個戰壕裡戰鬥了。”這話現在看來有點不倫不類，但當時卻使我熱淚盈眶。我看到護士長似乎也熱淚盈眶。這證明，“文革”真是一個真情激盪的時代，我雖然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別人都在“文革”時期流下了最多的熱淚。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們習慣的瑣碎情感比較起來，我們那時候經歷的生死飛躍和敵我轉換才稱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悅和大悲哀。

護士長離開以後，我和爸爸關上門。多少年來，爸爸終於可以關上門，關上燈，在沒有人監視的情況下睡覺了。我們說到很晚，說了好幾次，睡覺，明天再說，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個話題，又從頭說起。當我們終於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在行軍床上更加如臥針氈，睡不著，卻連身也不敢翻，生怕驚動了爸爸。一會兒，我聽見爸爸輕聲喚我，問我睡著沒有。我趕快答應著，說沒有。爸爸說：“這下我要翻個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來也是睡不著，為了不打擾我，也是連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我覺得整個世界都變了樣子。從六年以前我決心和爸爸劃清界限的那個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覺得這樣輕鬆，整個人都像要飛起來。當我終於卸下了千斤重擔的時候，我才明白，這多年來我們生活在多麼沉重的壓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這個懶散的早上懷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個溫柔鄉，想起了我睡過的那個無憂無慮的暖箱。因為我的革命決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艱難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親近我早年養成的貪圖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顯然越來越不堅定了，想到這一點，我又憂鬱起來。

有一天，爸爸指著走廊的另一端一間門前也擺著屏風，也坐著一個衛兵的病房，悄悄問我：“那裡面關著誰？”我說：“聽說是彭德懷。”爸爸說：“一起關了這麼久，原來是他。”我指著彭德懷的病房問：“為什麼要在門上、窗子上從頭到腳都糊上報紙呢？”爸爸說：“專案組都是這樣於的，原來我的房子裡也這樣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來。”

過了幾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後頗有些傷感地對我說：“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做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麼來和他比？”

說到爸爸和彭德懷的關係，我要把話扯得遠一點。

1940年8月間，八路軍總部決定對華北敵軍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和反“掃蕩”作戰。因為參加作戰的部隊有105個團，故被稱為“百團大戰”。其時朱德總司令正在延安，華北地區的八路軍實際上是在彭德懷的指揮之下。左權任參謀長，爸爸正從抗日軍政大學調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不久。戰前，左權曾打電話給爸爸。在電話中左權很興奮，他對爸爸說，此次作戰是華北地區的一次大破襲戰，作戰部隊已經突破100個團。他要爸爸積極配合佈置好宣傳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興奮，因為從參加革命起，第一次聽到自己的部隊有100個團在一起作戰。爸爸不僅十分有效地佈置了自己分內的工作，而且在整個作戰期間，在彭總的要求下，他四處聯絡督戰。因為，依他的觀點來看，這次百團大戰不僅可以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響全國的戰局。在敵人掃蕩快要結束的時候，爸爸還隨彭總參加了由彭總親自指揮的關家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