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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開始，就表了態，要在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滾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汙，甚至要沾一身血跡，要向帝國主義分子甩幾個手榴彈③，並且要求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但此時他充其量只是一個倖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裡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當時的詳細情況，已經沒有人知道，聽說周恩來在世英死後曾派人調查，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註定要石沉大海。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家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事後，周恩來曾痛心地對郭沫若全家說：“世英是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後聽到這個說法的，但是這句話還是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正因為我不知道這話到底是指什麼，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長輩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像世英這樣花朵一樣的青年要為了父輩而過早凋謝？

從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懷疑。父輩們是一群職業革命家，這些被稱為職業革命家的人，忠於社會不斷進步的理想。他們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能導致全社會進步的真理，只要找到這個真理，併為之不懈奮鬥，人同世界就一定會到來，在他們眼裡，世界更像一個大工地。他們把碰到的問題精心排列，相信透過一個艱苦龐大的社會工程，就不僅可以解決所有這些被排列進去的問題，而且可以在這個大工地上建立起他們的理想大廈。我們出生之日，正是這些革命驕子們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所以，一個十分嚴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經為我們準備得停停當當。

在這個世界裡，高懸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輩們的，後來也是我們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類的徹底解故。更規範的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法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儘管這個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驗的，從來沒有人費神向我們證明過這個世界確實存在。但我們這些生於和平，生於安樂的半大孩子，卻很容易從身邊充滿秩序的環境中生髮出對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輩們為這個理想流血犧牲，艱苦奮鬥，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其次，無產階級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最後解放自己。這種說法具有強大的人道主義力量，實在讓我們不可抗拒。世界在我們眼裡是如此簡單明快，人類歷史中所有苦難，人類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們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們的眼裡，統統是能夠被革命理想戰勝，或者被設計周全的社會工程解決的問題。現在想來，民英和世英只不過是我們中間稍微有點浪漫氣質和獨立思想習慣的人罷了，他們的道路竟會因此而特別艱難，命運也因此而特別悲慘。

為什麼半個世紀以前，郭沫若天真爛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時代使他一夜成名。半個世紀之後，世英民英懷著同樣的赤子情懷，卻走上了毀滅之路。是命運無常，還是歷史嬗變？

無產階級的職業革命家們為了實現理想，不借付出自己與他人的雙重代價。他們對待整個世界的堅硬決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傷痕，包括在兒女們身上。這種為信仰犧牲一切的悲壯故事會被現代人理解和原諒嗎？當然問題並不在於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諒，而是在於理想化的人生給世界和他人帶來的到底是什麼？古往今來多少大奸大惡，假至誠至愛之名，猖撅蓋世大行其道。這是所有真誠善良者，包括真誠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註釋

①蔡暢（1900…1990），女，湖南湘鄉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領袖。解放後曾任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