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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

生逐多失敗”。

“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

世運，開出新潮流，振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

轉變”　。

梁漱溟的這幾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紹了梁啟超的一生，評價也是中肯而富有啟示性的。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早年受過傳統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進入廣州萬木草堂學習，接受了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思想和學術影響，成為康的得意門生之一。1895年，梁啟超和康有為一起發動會試舉子提出有名的《公車上書》，開始了變法維新的政治活動。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撰寫出大量宣傳變法維新的政論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並創辦《湘學新報》和《湘報》，提倡新學，鼓吹變法。梁啟超大聲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他反對頑固派敵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以農立國”的口號，不同意某些維新派人士“以商立國”的口號，明確提出“以工立國”的主張，也就是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　。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興起的衝擊下，思想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他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批評清政府，宣傳民族革命，並與孫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組黨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啟超還聯合唐才常、韓文舉等13人致信康有為，瀝陳革命理由：“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履行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並表示：“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光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寫了不少介紹西方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的文章，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斯賓諾莎、培根、笛卡爾、康德等人的哲學思想。梁啟超的轉變遭到康有為等人的嚴厲譴責，在康的影響下，態度再度轉變，遠離孫中山的革命派，逐漸走向革命的對立面。1899年與康有為等人一起組織保皇會，打出立憲保皇的旗號。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作為喉舌，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對民主革命運動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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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有為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3）

1912年，袁世凱籌劃復辟稱帝，邀梁啟超赴京。梁不顧別人的勸阻，執意進北京出任司法總長。隨著事態的發展，梁啟超感到袁世凱“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辭了職，退了下來”　，並和他的學生蔡鍔一起策劃反袁鬥爭。“維新—擁護共和—保皇—擁袁—反袁”的曲折經歷和政治上的屢屢失意，使梁啟超對政治感到厭倦，並且萌生了一層濃厚的悲觀情緒。他50歲生日那一天，頗為感慨地說：“我從少年時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國，中間奮鬥了幾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國還是這麼亂，這麼落後，既不富，也不強。為了改造中國這個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價，是人所共知的，難道說我不努力嗎！可是，到了今天，50歲的今天，我已認識到這個改造中國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這就是我的天命觀”　。他不再搞政治活動而走向學術王國，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從弘揚新學到依皈舊學的思想家嚴復。

毛澤東把嚴復和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並列為“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