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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者的張揚與困惑（1）

從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和學術最為活躍的時代。其表現為：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據統計有300—400個，且覆蓋全國大部分省區；出現刊物不下400多種，大至眾多專家、學者組建的編輯部，小至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凌榮寶個人創辦的《獨見》，此刊物引起《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的注意，他致信創辦者：“我很喜歡你的勇氣和精力，很希望你做一個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　；學說林立，百花齊放，從國粹主義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天賦人權”、科學與民主。從近現代的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又各有一、二十種不同的分支與變形；同時還提出各色各樣的救國方案，如“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新村主義能“縮短舊人變新人的時間”，“教育是萬能的，……社會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科學救國”，“科學雖無絕對的萬能，卻有相對的萬能”，透過“工人儲全”，“這萬惡的階級（資本家），自然就可以消滅了”，“批評至上”主義認為“批評簡直是一盞引我們上正路的明燈”，“改造人種”是“改造社會的先決問題”。也有“大家起來推翻不順民意的政府，另組織合民意的政府”，或“無血革命”、“炸彈革命”　，學習俄國十月革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思想與學術的活躍，來源於近代知識分子的愛國心切和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也得益於思想自由與相容幷包的提倡，從而衝破了舊傳統的桎梏，擴充套件了眼界，振奮了精神，形成一股強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個年代，不管你信奉什麼“學說”和“主義”，都提倡6種精神：“科學的精神”、“創造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奮鬥的精神”、“堅貞的精神”　。我們可以從當時出版的許多雜誌發刊詞和文章中，強烈的感受這些精神：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國民》雜誌載文，提出：“不可為古人奴隸，　不可為西人奴隸”，“終當擇中西學術之性質當同者，而一一熔鑄化合之，無取乎復立國粹歐化之名”　。

《北京女高師半月刊》載文表示：“研究學問，當普遍不當狹隘，當真實不當憑虛；應用學問，當實驗不當武斷，當懷疑不當迷信”，“一定要用上品的外國藥”　。

《評論之評論》發表宣言：“一切社會底進步，都起于思想底進步，而思想底進步，惟賴‘評論’。一切過去的思想進步史，都是‘評論’史，‘評論’是打破舊藩籬，創造新生命底唯一鎖鑰”　。

《新社會發刊詞》：“我們的改造的態度，是研究的——根據社會科學的原理，參考世界的改造經驗；是徹底的——切實的述寫批評舊社會的壞處，不作囫圇的新舊調和調；是慎重的——實地調查一切社會上情況，不憑虛發論，不無的放失；是誠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之具”　。

《改造發刊詞》：“同人確信思想統一為文明停頓之徵兆，故對於世界有力之學說，無論是否為同人所信服，皆採無限制輸入主義，待國人別擇”，“同人確信淺薄籠統的文化輸入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