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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資本家手裡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的利用其權力，實行裁製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　。傅斯年和胡適一樣，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資本主義時說：“百多年來，自由主義雖然為人們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卻幫助資本主義更形成了經濟的不平等，這是極可恨的。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這說明，胡適傅斯年等人對資本主義制度還是採取批判態度的，有些見解是很深刻的。他們所說的兩種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社會主義模式”已經有了一個世紀的豐富實踐，“社會民主黨模式”也在北歐的瑞士、瑞典諸國付諸現實，並見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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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與貢獻（1）

文化保守主義，主張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某些外來的文化　，創造中國新的文化。這一主張，大體上延續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促使歐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審視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潮。這一思潮傳人中國，與原有的文化保守主義結合，形成東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首先提出“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結合產生未來的新文化”的問題。梁啟超訪問歐洲歸來，宣傳“西方文化已經破產”，呼籲：“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梁漱溟於1921年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提出東西方文化不存在先進與落後的問題，而是三種不同的文化型別：歐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強調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中國文化“意欲調和精神”，遇到問題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調和”，“隨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後”，遇到問題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變更主觀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態度對待宇宙人生。他認為世界的未來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30年代又出現“本位文化派”，由陶希聖、何炳松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所稱：“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抗日戰爭時期興起新儒學，主要有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著名哲學家擔綱。如馮友蘭提出：“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賀麟主張：“以西洋之哲學發揮儒家之理學”，等等。

長期以來，對文化保守主義多持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場而去軟化農民和無產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場而去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近些年，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有所深入，並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學者何曉明所著《百年憂患——知識分子命運與中國現代化程序》一書，對文化保守主義從理論角度肯定了它的價值。該書認為：

“保守主義對現代化過程的本質分析，富有建設性的認識價值”，

“發軔於歐洲的原生型現代化，是以科技為主導的。在這種歷史——

現實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對現代化本質的理解，往往側重於有關人

與自然關係（科學技術）方面的革新，而疏於有關人與人關係（心性

倫理）方面的進化。這種偏頗認識的現實報應，便是歐美地區科技突

飛猛進的同時，社會又為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物慾橫流，道德淪喪，

以至釀成全球性的戰爭悲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則在承認科技進步

是現代化基本內容的前提下，著重強調現代化本質的另一面：心性人

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