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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劃的限制”113。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為自然科學家的錢偉長，還對蘇聯社會科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

為資產階級社會里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

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

沒有可繼承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

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

客觀規律。例如，有些財經上的重要政策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的負責

人作過報告，學者們也就只能作些宣傳解釋工作”114。

歷史學家雷海宗則從更廣的視角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存在的問題，儘管不無片面之處，但從總的方面看來，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報’召開的天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和同一天《寫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尖銳地指出：

“我們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學者的社會科學時，我們對他們幾乎是一無

所知”；

“最近六十年來，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地有新的發展，不斷

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但這些，

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

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例下和資料

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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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3）

“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會另做結論”。

“承認馬列主義應該發展，可是實際上是停止了發展，還停留在

恩格斯死時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年革命問題。……可是以後人們就認為

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事實上並不如此”115。

不少知識分子對“技術一邊倒”口號的意見反映到中央，起初並未引起領導人的注意，如毛澤東主席於1952年11月26日在有關報告上批示：“‘技術一邊倒’發提法，雖有不恰當之處，但這只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這一口號的簡稱，因此不要當作一個問題來批評，正式的口號應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糾正“技術一邊倒”的口號的指示，指出“技術一邊倒”的提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和技術”來代替。指示說：“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並沒有階級和陣營的分劃，技術本身是能夠同樣地為各個階級和各種制度服務的。在技術上並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一定倒向那邊的問題”，學習蘇聯先進科學和技術，“並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技術一邊倒’的口號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於它好象表示我們完全拒絕這種必要性似的”117。這一檔案糾正了“向蘇聯學習”初期把技術與政治混為一談的傾向，並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在技術上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對蘇聯經驗本身，則不言而喻的仍然採取完全肯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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