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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沉沒，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況如何，威尼斯還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討論如何共同抵抗葡萄牙，並建議採取聯合軍事行動，甚至想到了是否能開挖一條通往紅海的水上通道，讓“多艘艦船隨意通行”——這一想法要等到幾百年後蘇伊士運河竣工後才告實現。

葡萄牙人堅信，16世紀初期在紅海地區及印度海岸針對他們的抵抗行為，是由威尼斯人策劃的聯合舉動，但事實上，埃及人不用聯合也會奮起保衛他們自己的水上航線。越來越多的葡萄牙商船的出現已經讓他們非常不安，更不用說這些新來者都非常具有攻擊性和侵略性了。有一次，達？伽馬本人截獲了一艘裝載著幾百名穆斯林的大船，他們是從麥加朝聖後返回印度的。船上的人百般求饒，表示願意支付鉅額贖金，但他仍然下令燒燬大船。這種行為簡直不可理喻，一位觀察家聲稱，“此情此景將每天浮現在我腦海中，終身難忘”。大火和海水中的婦女高舉著珍珠首飾求饒，也有人舉起她們的嬰兒以求不被淹死。對於這一切，達？伽馬無動於衷，“毫無悲憫之心”，眼睜睜看著船上最後的乘客和船員被淹死。

令人擔憂的是，埃及的港口和戰略要地正不斷遭受攻擊。麥加的吉達港（Jeddah）於1505年受到侵襲，此後不久，波斯灣重鎮馬斯喀特（Muscat）和加爾哈特（Qalhāt）相繼陷落，寺廟被焚為灰燼。葡萄牙人也有擔憂，他們開始考慮建立成網路的據點鏈，直通家鄉里斯本。葡萄牙殖民長官、探險家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在1504年說，沒有什麼比“在紅海海口附近建造一座城堡更為重要”，因為那將意味著“所有印度人都會和我們做生意，否則他們會發現自己太不理智”。

面對如此暴力行動和危險局勢，開羅的蘇丹開始派遣軍隊在紅海及附近地區巡邏，下令若有情況出現可直接採取行動。對此，一些葡萄牙指揮官認為他們應該相應地更改策略。有人向葡萄牙國王稟告說，他們沒必要將貨船暴露在危險區域，更好的做法應該是放棄以前在紅海海口索科特拉島（Soqotra）等敏感地帶修建的港口，而去考慮如何與穆斯林埃及建立友好關係。

雖然葡萄牙最初的海上探險一直都伴隨著殘忍、暴力和偏見，不過這種局勢並沒有持續太久，人們開始更注重實際利益，當初那些宣揚基督教勝利、伊斯蘭滅亡的虛張聲勢已經逐漸被更為樂觀、更為現實的策略所取代。商業機遇隨處可見，人們對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敵意也逐漸開始緩和，正如十字軍東征時對待各行省的態度一樣——衝突逐漸轉化為理解，人數過少的群體必須和他人建立友好關係，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

這種改變是相互的。在彼此敵對的印度各統治者以及澳門和馬來半島等地看來，他們更願意互相競爭為歐洲商人提供更為優惠的貿易條款，以便讓更多的貨幣流向自己，而不是流向自己的對手。這種情況下，各方都在儘可能地減少宗教信仰上的差異。不過仍然有人喜歡張揚和自喜，比如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認為，奪取馬六甲海峽意味著“開羅和麥加將統統完蛋，威尼斯人將再也得不到香料，除非他們的商人向葡萄牙購買”，因此他下令屠殺城裡所有的穆斯林——其結果只能是貿易的中斷並引發更深的仇怨。當地的統治家族撤退了，在霹靂州（Perak）和柔佛（Johor）重新建立了一個蘇丹國，以應對來自歐洲持續不斷的強勢競爭。不過，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看，這一東方航道的發現與美洲大發現完全不同，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種相互合作，而不是一項征服行動。其成果便是東西方貿易的大幅增長。

隨著歐洲人盡享來自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