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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平，人均產量卻有所下降；經濟作物的下降更是明顯，如油料、菸草、茶葉、絲繭的產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後很久，這部分生產都未能恢復起來。

到1956年，集體化以後的第一年，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1956年中，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5月6日：“一五”計劃前三年烤煙生產的計劃都沒有完成，原因在於指導錯誤以及價格政策等；9日：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油料供應不足；10日：農村副業、手工業生產大大下降，是造成當前農村市場不活躍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區農村副業大大衰落；6月6日：由於領導機關重視不夠和長期以來收購價格偏低，江浙兩省桑園面積和產繭量，目前只相當於戰前的54％和35％；據農業部統計，今年花生、黃麻、甘蔗播種面積都在減少，許多地區副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別是養豬減少；7月：中央農工部副部長王觀瀾報告，浙江副業嚴重下降，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澤東為此專門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糧食以外的農產物佔產值百分之七十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佔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

生豬的出欄頭數從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為6157萬頭，比1954年減少20％左右。1956年出現了全國大牲畜數量的首次下降，從此開始了一個持續下降的過程（1957年、1958年分別減少390萬頭和610萬頭）。

而且，極力強調糧食生產，糧食問題並沒有解決。在集體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糧食生產是零增長，後十年（1967～1977年），僅僅是總量增長，人均並無增加。在大饑荒時還能依靠四川、黑龍江，改革前夕則幾乎沒有一個省份還可調出糧食（不要說防災，以後的“工業化”、“城市化”皆失去依託）。

當年“以糧為綱”的做法，不但沒有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反而害苦了那些先進地區。類似的問題，在歷史上就存在過，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評廣東和福建的“捨本逐末”。繼1982年福建之後，1983年、1984年我兩次赴廣東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開”之後，地方經濟將向何方“自由”發展（我在那裡也遇到老人懇切陳情，希望上頭放寬糧食政策）。

簡言之，在中國這一農業古國，自發展的早期階段，糧食生產都是豐富而有餘裕的，曾幾何時，一些地方改而經營其他經濟作物，因此不得不進口糧食（如廣東、江蘇、福建等），這是一種進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強令其“自給自足”，結果將會放棄其領先地位，即使獲得一時成功，卻最終無法解決該地區的發展問題。

“以糧為綱”的問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決，《杜潤生自述》中說：1981年中央批轉了國家農委《關於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13號檔案），它關係到健全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業生產的戰略方向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生產結構問題和責任制問題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兩項政策，一條是包產到戶，一條是多種經營，從此把農業推進新的體制和新的生產結構。

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好像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主張重農輕商，就只種糧食，不搞多種經營。實際上“多種經營”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還很發達，——《自述》在這裡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給發展組。當時小組正準備下鄉調查，題目是“包產到戶以後”的政策走向。“帶頭大哥”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