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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陰，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師十萬大軍驚惶失措，狼奔豕突。

來時路上石超心中還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戰，勝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軍紛紛臨陣脫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陽出來的禁軍，也是陣形紊亂毫無章法，被攻破只是時間問題。

惠帝坐在御輦上，周圍殺聲四起，頭頂箭矢飛來飛去，身前身後不斷有侍衛受傷倒下。敵軍士兵步步逼近，充滿殺氣的臉龐濺有血汙。打到最後，陳眕、上官巳也帶著部分殘軍逃離戰場，風聲鶴唳日夜兼程，一口氣逃回了洛陽城；東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陽依然會有災禍上身，於是改向東南方向逃竄，目的是徐州下邳，尋找徐州都督、東平王司馬楙的庇護。惠帝北征的時候下詔要求司馬楙出兵，司馬楙沒有從命，這已經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東海王來投奔，司馬楙當然也不會接納，東海王走投無路，只好回到位於徐州中部的封地東海國，等候處分。

領袖們都逃了，隨扈的百官也當即做鳥獸散，他們的命運各異，有的逃回了洛陽，有的死在戰場，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憐而無助的撂在裝飾華美，顯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輦上，輦身滿是箭痕，周圍橫七豎八堆砌著死屍，惠帝身中三箭，臉上也受了傷，鮮血直流。當時留在惠帝身邊護駕的只剩下嵇紹一人，嵇紹穿著朝服，下馬登輦，用身體遮蔽惠帝。石超計程車兵巡逡而至，看到傷痕累累的君臣二人，從服飾上辨認出二人身份，這些士兵當時正殺得性起，惠帝不敢殺，那就殺嵇紹。士兵將嵇紹從惠帝身邊拉開，惠帝說：“忠臣也，勿殺！”

此刻聖旨已經沒有用了，士兵回覆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說完手起刀落，將嵇紹斬殺於御前，血濺了惠帝一身。惠帝嚇得跌落草叢中，懷中六枚皇帝印璽（注：蔡邕《獨斷》：“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聞訊趕來，將惠帝接到自己營帳中。惠帝擔驚受怕半天，又累又餓又渴，石超獻上水，軍中沒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幾個秋桃，給惠帝聊以充飢。

石超派人回鄴城報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於此役，那就等於他當著全天下人的面弒殺親兄、弒殺天子，幸好惠帝無事，成都王派出中書監盧志去將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隨行護駕。

當天黃昏，惠帝被移到鄴城外成都王的軍營裡，蕩陰之役以王師慘敗、惠帝被俘告終。

整個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亂、拙劣的軍事投機行為，失敗是必然之勢。在軍事史上此役毫無稱道之處，但是它在兩晉政治史上的影響卻相當深遠。

眾所周知，“五胡亂華”的直接誘因是“八王之亂”中的東海王一派與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亂的最後一幕，即司馬越與司馬穎的對抗，由於各種勢力的參與，就進一步擴大化和複雜化，不再是單純的諸王之爭。對壘雙方，一方為成都王司馬穎、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為東海王司馬越、鮮卑拓跋部、鮮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敵對勢力陣線分明，冤冤相報，屠殺無已時，動亂愈演愈烈，仇恨愈結愈深。”（摘自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2005年修訂版，P26）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五胡亂華”的前三十年可以視為東海王、成都王兩個陣營衝突的延續、升級與失控。這一點可以從西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都與成都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與劉、石為敵的王浚、祖逖、劉琨、鮮卑段部，都曾是東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續晉祚的司馬睿政權，即日後的東晉朝廷，則更是東海王精心培育的結果。

這兩個壁壘分明、相互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