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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說者無心（？），聽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透過長途電話命《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的這一講話。

《光明日報》哪敢怠慢，也立即與留京的郭沫若的秘書戎笙取得聯絡。

按照規矩，戎笙不敢作主。他表示需請示郭沫若本人同意方能發表，而目前他在外地，無法向他請示，最好等他回京後再說。

《光明日報》的編輯感到很為難，說是康生的緊急指示，要求早日見報，等不及了。他們只好向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借來記錄稿，自己動手加以整理。

可能對未經郭沫若同意就發表他的講話這樣的大事，《光明日報》也怕負責，便將郭沫若的講話稿送進了中南海，擺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

毛澤東的眼睛一亮。他老人家此時正需要有聲望有影響的文化人的支援。他於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

就這樣，4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郭沫若的這一講話。編者還為它擬了個標題：《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

5月5日，《人民日報》也照樣刊載了這篇講話。

郭沫若這篇題為《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的講話見報，不只是起到“文化批判”的訊號彈作用，甚至也起到“批判文化”的炮彈作用。一些文化人讀後不僅是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惶恐不安：既然郭沫若是我國文化戰線的一面旗幟，是國內文化人的帶頭羊，他都表示過去所作所為不對，所寫的東西要全部燒掉，別人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郭沫若這篇講話的發表，影響還不僅是在國內，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說，一些友好國家友好人士一時也大惑不解。許多日本友好人士就要求到中國來面訪郭沫若，想問問他此話當真，是何用意？

隨之而來的是也招來許多對郭沫若的詬罵聲：

“郭沫若投機。”

“郭沫若老滑頭。”

“郭沫若自保，讓大家受罪！”

……郭沫若一時有口難言。不過，他耳朵一向重聽，他也聽不見那許多罵聲。

緊接著，5月1日晚一道急電，郭沫若又被召回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對於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的《五·一六通知》的討論。

當時郭沫若正在成都、攀枝花等地參觀訪問，還準備回沙灣老家與兄弟姐妹團聚。他只好中斷旅行，緊急赴命。

由於多年的交往，郭沫若對毛澤東一直是完全信任，無限尊敬的。現在，當他列身於政治局擴大會議，儘管毛澤東本人未出席這次會議，但郭沫若知道自己能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參加如此重要問題和檔案的討論，顯然有毛澤東的意圖和信任。因此，他除了完全擁護完全贊成，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什麼表示。

其實，當時還真輪不上郭沫若怎樣表態，他不過是被邀列席的屬於“擴大”的一份子。就是那些正兒八經的政治局成員又怎麼樣，他們除了“積極討論”，“完全擁護完全贊成”外，又還能怎麼樣呢？

《五·一六通知》正式名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其於1966年5月16日透過而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從批判彭真等人草擬的《二月提綱》入手，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對於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估計，傳達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它是一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毛澤東當時一些基本思想就集中體現在這一《通知》之中。

毛澤東親自為《通知》作了修改和大段補充。例如他寫道：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