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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可以善加利用。和尚們只須散佈謠言，說有石匠在觀音殿附近“作法埋喪”，進香者若去該寺非但難得庇佑，反會遭到毒害。

故事的材料是現成的。在山腳下的縣城根，石匠吳東明和他的一班工匠們正在修築水門。像往常一樣，吳石匠是透過與一夥外縣來的石匠競爭而贏得這個工程的。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難道就不會用妖術來暗害自己的對手嗎？當地的習俗相信，只要在對手經過的路上“作法埋喪”，就能置對手於死地。其方法很簡單，只要埋下一隻殺死的公雞就足以成事。徐某建議道，和尚們只需散佈謠言，說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巳在通往觀音殿的路上“作法埋喪”。於是，一個“略通詩字”的和尚寫下了大意如下的招貼：健圓山“為吾邑進香之地”，聞前月中“有石匠埋喪于山，經過之人遭其毒害”。慈相寺“素稱清淨佛門”，能助人“趨吉避害”。徐某在車縣四處散佈了這個謠言，為自己惹下的麻煩得到了五百文銅錢的酬謝。

有了案頭的這個故事，軍機處的承審官員們便訊問吳石匠，他是否知道有關與他競爭失利的石匠陰謀用妖術傷害他的謠傳。這是又一次誣陷，又一個以不光彩的妖術傷害對手的圖謀，看上去很像是春天杭州地區叫魂大恐慌爆發的起因。但是，本分實在的是石匠並沒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細節：昊石匠：去年，海寧縣石匠鄭無巨、毛天成來德清包攬建造城橋。因價錢談不託，回去了。

承審官員：你是否聞說“埋喪”之謠言？

吳石匠：今年我們並未見過鄭、毛，也未聽說他們對我們有何怨恨。

是否就是這個事件煽起了民間對於石匠叫魂的恐懼？軍機大臣們不能作出確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證實了他們的一種懷疑：所謂的“叫魂”妖術只是產生於無知又滋長於忌恨的一個幽靈。這不過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間恐懼逞其私慾的又一個例子。無論如何，吳石匠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計兆美、農夫沈士怠等人一起被遣回鄉里釋放。至此，本書故事中最初出現的那些角色——慨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終於都如釋重負地退出了歷史的記錄。

第九章政治罪與官僚君主制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幾個不同版本的故事：一個講的是流傳於普通百姓中的妖術恐懼，一個說到了皇帝如何逐漸確信妖術其實是謀反的煙幕，還有一個述及到對妖術不置可否的官僚們所面臨的困境——他們力圖應付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壓力，卻無法使任何一方滿意。這些故事相互重疊，幾個文字寫在歷史的同一頁上。在這些故事背後，還有著另外一個最難解讀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術恐慌在內的種種地方性事件是如何變成推動整個政治制度運作的燃料的。

在整個政治制度中，妖術所扮演的是某種我稱之為“政治罪”

的角色。所謂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謀反，如宗教異端、文字誹謗或公開的造反。“因為政治罪所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礎，所以它與無所不在的腐敗不同，後者所影響的只不過是這個制度的效率而已。但如果情況確實是如此，為什麼官僚們對這種政治罪卻並不像君主那樣感到憂心呢？不管怎麼說，這個制度也是他們的制度。如同我們在中國的例子中已看到的那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從官僚君主制的核心中去尋找。妖術危機的檔案向我們揭示了為什麼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問題，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常規權力和專制權力之間的關係。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規權力和專制權力

對中華帝國後期政治制度的研究產生了兩種大異其趣的學術研究傳統：一種著眼於行政官僚制的結構、人事和價值，另一種則注重於帝國的機制，特別是帝國通訊制度的發展。結果，我們對官僚體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有了更為複雜的認識；同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