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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我明白了黃海警官為何要重複一遍我所說的“一草一木”。

黃泉路　第四章

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樓的四層，走廊最深處的19號寢室，隔壁是堆滿雜物的儲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來過兩次，說我住的地方連狗窩都不如，發誓要讓我有一個最寬敞舒適的家。

一個月後，我和她就要結婚了。

婚禮時間定在高考結束後，也是我調離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倆領取結婚證的時間，已定在兩週後的6月19日。

我剛跟未婚妻通了一個電話，還不敢告訴她今天的事，只說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煩，但很快就會過去的。

手錶走到了十點鐘，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給我的，還是在香港買的瑞士名錶，一度引起教師辦公室的轟動。我本來都捨不得拿出來，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損了，還是秋莎強迫我必須每天都要戴。

坐在寫字檯跟前，我來不及摘下手錶，痴痴看著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憊不堪的臉。自從大學畢業回母校做語文老師，我已單獨在此住了三年。雖然牆面有些脫落，天花板開裂發黴，只有一張搖搖欲墜的單人床，以及來自舊貨市場常飄雪花的彩電——但我仍留戀這間屋子，因為高中三年，也是在這間寢室裡度過的。

那時屋裡有三張床，各有上下鋪住了六個男生。1988年，高考前夕的深夜，其中一人上吊自殺，當我們在晨曦中醒來，看到一具屍體懸掛在電風扇底下……我不幸睡在上鋪，死人僵硬的身體晃在眼前，露出肚臍眼與我的雙目平行，彷彿一隻眼睛在對我說話。

學校調查不了了之，只說他無法承受高考壓力，擔心落榜而走上絕路。這結果讓我們幾個室友都難以接受，連續做了幾周的噩夢。等到我們這屆畢業，再沒人敢踏入這間寢室，連同隔壁好幾間屋子，不斷傳出鬧鬼的說法，便全部被學校廢棄了。

四年後，我作為新晉教師歸來，也是南明高中唯一自北大畢業的老師。但我沒有房子，學校也無法解決住房問題，只能將這間兇屋闢作我的單身宿舍。

不過，下個月我就要搬家了，告別這間度過了六年的屋子。

新房是教育局分配的公寓，也算開了個特例，畢竟我踏上教師講臺僅僅三年——而許多教書一輩子都快退休的老人，三代人擠在狹窄漏水的破爛老屋，都沒機會分得這樣一套住房。兩個月前，我剛拿到新房鑰匙，市中心的二室一廳，教育系統能分配的最好條件，樓上住的就是市教委領導。未婚妻家裡人幫我們張羅著裝修，昨天剛運進新買的進口傢俱與電器，其花費早就超過我一年工資。

我明白，不知有多少人羨慕我，嫉妒我，恨我。

雖然睡不著，我還是早早關燈躺到床上，沒過片刻就聽到敲門聲。忐忑不安地開啟房門，卻看到中午那位警官，他的目光越過我的肩頭，掃視屋裡各個細節。

“晚上好，申老師，我能否檢查您的房間？”

警官出示了一張搜查證，後面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嚴厲，正以憐憫的目光盯著我。

“你們……你們在懷疑我？”

教導主任是個中年男人，有一副誠懇的表情：“申老師，你上課可是出了名的口齒流利，今晚怎麼也——”

我幾乎要抽自己耳光，死死攔在門前：“嚴老師，是你？”

“對不起，你不讓我進來嗎？”

黃海警官的嗓音更為沉悶，要是普通犯罪分子撞到，早就嚇尿褲子了。

“不，請隨便看！我沒有做過虧心事，怎麼會害怕搜查呢？”我把警察讓進屋子，指著寫字檯上掛著的一串珠鏈說，“小心別打壞了這個東西。”

雖然，他們沒有驅趕我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