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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卡拉加諾夫也指責普京對外交遊戲有太多的追求，“這些外交遊戲對於解決國家的主要任務——即振興國家並沒有任何直接作用。這些遊戲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卻使總統的時間這一重要的政治資源白白浪費到了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他那關注國內振興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衝刺是正確的，但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很快就會招致國內民眾的不滿。繼續過分地將‘時間投資’用於外交領域，所能夠帶來的回報會很少。在伊拉克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與中國和印度繼續接近、在喬治亞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最大限度地與白俄羅斯接近的方針、接近古巴等諸如此類的步驟，在大體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於俄羅斯來說卻可能出現非常困難的局面——那些比我們強大得多的勢力可能會採取強硬的態度對待俄羅斯”。

或許，用卡拉加諾夫自己的說法，這些責難是對“可能犯的錯誤以及頭腦發熱的預防”，但卻有失偏頗。我們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併沒有分散普京解決俄羅斯內政問題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幫助俄羅斯推動了許多國內難題的解決，特別是在重要的經濟規劃領域。

針對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責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他們認為，普京似乎總是在非常巧妙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親近的人瞭解實情，他是在採用象棋理論中誰沒有見過的戰術在下一場規模恢弘的“莫斯科…華盛頓象棋賽”。但是，這種指責也同樣是不公正的，因為恰恰是華盛頓在最近10多年的時間裡經常掩蓋自己對俄政策的真實打算，是他們在“不按規則”出牌。

第三部分

風格與個性（1）

政治家還是官僚？

無論是作為一位國務活動家、一名政治家，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成就都令許多觀察家感到驚異，卻又使那些從政或經商的人感到恐懼。正是基於這一理由，他們極力譏諷和貶低“普京現象”和俄羅斯新領導人的個性，將他說成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權力的官僚。

根據政治理論家阿弗丹季爾·楚拉澤於2000年初所表述的觀點，弗拉基米爾·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從官僚體系中的‘第二梯隊’中出來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為葉利欽及其身邊人在實施其人事政策時將儲備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後，他才有了冒升出來的可能”。楚拉澤讓讀者確信：“這個靠葉利欽發現、提拔上來的新一代領導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執行命令的堅定性、很強的工作能力、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卻沒有任何思想觀點，信奉實用主義和冷酷。”

在這一評價中，的確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被任命為總理的“第二梯隊”官僚，如果不具備深厚的內在潛力，從前也沒有完全展示出來出眾才能，那麼充其量也只能像切爾諾梅爾金、基裡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樣成為“第一梯隊”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現和得到的那樣。

我們還可以看到、聽到一些有關“官僚普京”變成偉大政治家的更粗魯的、甚至是充滿惡意的議論。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論葉利欽從近臣中所提拔出來的　“繼承人”的命運和前途時，《總結》雜誌的謝爾蓋·帕爾霍緬科寫道：“新舊大陸兩百多年裡的民主制度發展經驗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程序中，將昨日還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變成今天全民擁戴的領袖是絕無可能的。嘗試推翻這個法則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那些靠意外得寵的人根本不能成為偉大國家的總統。也許，俄羅斯